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0)：媒體篇-1

更新時間：2019-01-07 23:43:13

【新唐人亞太台 2018 年 08 月 04 日訊】第十三章媒體篇：魔鬼把媒體變成謊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前言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前言

在現代社會裡，媒體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小到一個社區、族群，大到一個國家乃至全球，人們的注意力無時不被媒體牽引著。隨著媒體的演變，從報紙、雜誌，到廣播、電影、電視，再到網絡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的出現，媒體傳播、宣傳功效在傳播速度、傳播範圍、視覺、聽覺效果上大大增強，媒體對社會和大眾的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

人們依賴媒體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裡，媒體就是大眾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腦。媒體影響到人們可以看到什麼信息、如何解讀信息，進而影響人的思想、決策與行動。因為對媒體的依賴、信任以及人們在認知上容易先入為主的觀念，媒體對人的影響有時會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對社會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人物來說，媒體報導就是民意的聚焦點、行動的信號彈，被媒體關注的問題會被高度重視，沒被報導的則被擱置淡忘。美國《獨立宣言》之父傑弗遜曾經說過：「假如讓我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無報紙的政府，還是有一個無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寧可選擇後者。」[1]媒體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媒體可以是普世價值的捍衛者，也可能是邪惡的協從者。從根本上說，媒體是社會的公器，它們的職責是公正、準確、及時地報導世間大事的真相，匡扶正義、抑惡揚善，其使命超越個人、公司與黨派私利。

在西方新聞界，媒體是真相與社會核心價值的守護者，具有「第四權」的崇高地位，記者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這是媒體人渴求的理想與精神寄託。

媒體大亨、著名的普利策獎創辦人約瑟夫‧普利策曾說過：「我們的共和國與她的新聞媒體興衰與共。一個勝任的、無私的、以公眾精神為基準的媒體，擁有訓練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氣擇善而行，這樣的媒體能維護政府賴以立身的公眾道德，無此公眾道德，任何政府不過是一個騙局和笑柄。憤世的、被收買的、蠱惑人心的媒體將同時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圖、被煽動的民眾。塑造共和國之未來的力量，就在未來媒體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類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對強權的壓力與金錢的誘惑，媒體也難以潔身自保。在共產國家裡，媒體成了政權的奴婢，成為洗腦的工具、殺人的幫凶。在西方社會裡，在共產邪靈的操控下，媒體也被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滲透，其代理人廣泛散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媒體變成反傳統、反道德、傳播魔性信息與謊言仇恨的重要工具，為世風日下推波助瀾。媒體真正的傳播真相、守護道德良知的責任常被棄置一邊。看清媒體現狀，重拾媒體責任，在當今時世裡，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媒體當作宣傳洗腦工具來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並要求成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經常使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來表達媒體的性質與功能。

列寧利用媒體作為宣傳、鼓動和組織革命的工具。他創立機關報《火星報》、《真理報》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蘇共奪權後，很快就使用媒體對內進行政治洗腦，控制本國人民，對外進行形象宣傳與革命輸出。

中共同樣把媒體當成專政的輿論工具、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就靠這兩桿子」。[4]媒體宣傳與槍桿子一樣，是中共奪權和統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就提出「黨性第一」的原則，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5]

中共建政後，嚴格控制壟斷所有的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後來的互聯網等媒體，把它們當成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洗腦的工具，打擊異己、威嚇大眾，扭曲掩蓋真相。媒體被嚴格審查，媒體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記者膽敢表達不同意見，等待他們的是非常淒慘的下場。被審查的不僅包括官辦喉舌，個人在公開的網頁或私下的群落中發言都被監視。

有一句話很形象地描述了媒體在中共統治下的角色：「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其實，這何止是咬幾口的問題，每次政治運動，都是輿論先行，用謊言煽動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殺戮，媒體成為殺人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聲稱學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動用軍隊「平暴」，「六四」屠殺後，又稱「軍隊未向任何人開槍，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傷亡」。[6]在鎮壓法輪功時，當局炮製了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進一步升級。[7]

中共各級黨委一把手極其重視宣傳工作，宣傳工作隊伍極其龐大。截至2010年底，中國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在編工作人員有130多萬人；其中，省地縣三級宣傳部約5.6萬人、地方宣傳文化單位約120萬人、中央宣傳文化單位約5.2萬人。[8]而這尚不包括數量龐大的負責網絡輿論監控與操控的網絡警察、版主、輿情評論員和其它以各種形形色色身分參與宣傳工作的人。

共產黨當政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耗費大量的資源來操控媒體。經過共產邪靈多年經營，共產國家媒體一言堂式地為極權政黨當喉舌，欺騙、毒害世人無所不用其極，無需贅言。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在上世紀共產黨陣營與自由社會的對峙中，共產邪靈一直在千方百計滲透自由社會，而對西方國家媒體的滲透是其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鑑於美國媒體對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本文以美國為重點闡述共產邪靈對媒體的操控。

蘇俄篡政後，派出間諜打入西方媒體，或拉攏西方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同路人、同情者，試圖掌控西方媒體話語權，為共產政權暴君唱讚歌，為暴政塗脂抹粉，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顛倒是非、造假宣傳，甚至直接或間接誤導西方政府要員，影響政府決策，做出有利於蘇俄的政策和決定。

研究發現，很多前蘇聯克格勃指派的媒體間諜直接服務於美國有名望的大媒體，如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約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紐約時報》的編輯，勞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萊爾德（Stephen Laird）服務於《時代》雜誌等等。他們藉助其大媒體記者身分來往於政要、名人及各國首腦之間，不僅盜竊各種情報，也影響了包括戰爭、經濟、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務的決策。[9]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瓦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曾做過很多有關蘇聯的重要報導，並以其13篇系列蘇聯報導而獲得1932年普利策獎，但美國前共產黨人勒夫斯頓（Jay Lovestone）和知名記者艾爾索普（Joseph Alsop）都認為杜蘭蒂是蘇聯祕密警察部門的間諜。[10]

杜蘭蒂在有關1932~1933年前蘇聯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中隱瞞真相，矢口否認該饑荒餓死幾百萬烏克蘭人民的事實，他聲稱：「任何說蘇聯今天有饑荒的報導都是誇大其辭或惡意宣傳。」[11]對於其虛假報導的危害，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蘇聯史權威學者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其經典著作《悲傷的收穫：蘇聯集體化與恐怖饑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這樣寫道：「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知名的報紙的最知名記者，杜蘭蒂對大饑荒的否認被當成了真理。他不僅欺騙了紐約時報的讀者，而且因為報紙的聲望，他也影響了無數人對斯大林和蘇聯政權的看法。他毫無疑問影響了當時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對蘇聯共產政權的承認。」[12]

美國電影業的大本營好萊塢也受到了共產主義和左派思想的滲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產黨支部。從第三國際成員、共產黨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進入美國之後，就開始了把列寧發展電影製作的理念付諸實施、把電影作為媒體宣傳的工具。從吸引美國人到蘇聯學習電影製作，到受訓者可以公開參與電影業，到共產黨在美國電影業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國人自己在自由世界裡拍出歌頌共產制度的電影，蘇共對美國電影業的控制與影響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時間中，在很多電影業者的眼裡，蘇聯是他們的理想國。當時的著名劇作家甚至將納粹進攻蘇聯稱為「祖國受到攻擊」，[13]在當時的電影《莫斯科使團》（Mission to Moscow）中公開宣稱「蘇聯和傳統的美國沒有根本上的區別」。[14]

與蘇聯一樣，中共在自由社會裡的形象同樣大大得益於左派媒體和記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左派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偽造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光輝形象，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在西方大力為中共做正面宣傳。毛澤東因此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15]史沫特萊曾寫過不少吹捧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書籍。美國作家普萊斯（Ruth Price）經過十五年的深入研究，從前蘇聯檔案中發現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在印度煽動武裝革命，並為蘇聯收集情報。[16]斯特朗也寫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為他們對宣傳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勞」，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桿子」。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大部分美國人都對媒體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而且多數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總體來說是比較傾向自由派（liberal）的。調查顯示4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保守派。[17]不過，人們自然會有這樣的疑惑：新聞業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媒體業界怎麼可能系統地出現偏見呢？就算記者、編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關於社會問題的個人看法，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報導會出現偏見，因為記者的職業道德是講究客觀公正和平衡的，不應該受個人色彩影響；如果真的存在系統偏見，那麼企業家可以建立沒有偏見的新媒體，這些新媒體將會導致有偏見的媒體破產。

這是很多人用來證明媒體不存在系統偏向的常用論點，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美國政治學家格羅斯克羅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轉──自由派媒體的偏見如何扭曲美國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書用嚴密的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了美國主要媒體的政治傾向，得出結論，美國媒體的平均政治傾向遠遠比普通選民的政治傾向左傾，即傾向於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相比媒體的平均水準，所謂主流媒體更是嚴重左傾，遠離普通民眾的政治理念。[18]

該書還分析了由於絕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都是自由主義者，客觀上造成對媒體界傳統派的壓力。在自由派媒體裡工作的少數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輕微地邪惡而且不像人樣（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辭職，也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能在文章中或製作的節目中傳達保守派的理念。[19]由於媒體大幅左傾，具有傳統派觀點的學生不願選擇新聞專業，畢業後也不願進入媒體工作。自由派媒體從業人員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圈子裡互相加強其政治理念，視普通民眾為頑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領時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識分子。

主流媒體並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蓋洛普2016年的一項調查也佐證了這一點。該調查表明，美國民眾當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過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說，如果媒體如實反映大多數民眾的立場，那麼媒體的整體情況就不應該是左傾的。媒體的過度左傾顯然不是民意推動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可以進一步推演說，大部分主流媒體不是在做公正報導，而是受到背後政治議程的驅動，主動引導讀者向左轉。這一點也可以從上面提及的蓋洛普調查中得到說明，民眾總體在向左轉。1996年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穩定，而中間派很多向左轉，變成了自由派。這個轉變，不能不說與主流媒體的超前超強左傾、引導民眾向左轉有關。由此，即使媒體出現系統偏見，也可以通過主動引導來製造具有同樣偏見的讀者群以維持媒體自身的生存。

媒體從業人員的黨派比例也可說明一些問題。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傾向於民主黨，而保守派傾向於共和黨。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014年的社會調查顯示，美國媒體從業人員中，28.1%自稱民主黨，7.1%自稱共和黨，相差四倍。[21]在大的報紙和電視媒體中，左派占了絕大多數，從媒體所有權到社論、報導傾向都明顯左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全美最大的100家報紙中，有57家公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發行量超過1,300萬，而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只有2家，發行量只有區區30來萬。[22]

為什麼媒體如此左傾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受共產思潮影響，發生了大規模的左派激進社會運動，那些激進的學生後來搖身一變進入了媒體、學術界、上層社會、政府機構、媒體、藝術等領域，搶占話語權。

在大學裡，教授屬於左派的占絕大多數，新聞系、文學系濃重的左派意識形態自然也影響了學生。從事新聞行業工作的薪水並不是很高，很多人願意進入這個行業本來就是有一種理想主義的使命感，而共產邪靈鉆了這個空子，把至關重要的媒體悄悄地變成了左派的根據地。

除了新聞媒體，影視界也是重災區，可以說今天的好萊塢已經成為左派大本營。左傾製片人以其精良的製作和嫺熟的故事技巧，將左派理念推銷給社會，並輻射全球。電影主題常出現抨擊資本主義和所謂的階級壓迫、褒揚同性戀等反道德行為以及追求平權、反美情結等內容。

美國作家夏皮羅（Ben Shapiro）採訪了大量好萊塢明星和電視製作人，寫了《黃金時段的宣傳──真實的好萊塢故事：左派如何占領你的電視》一書。一個知名製片人說這個行業內是自由派「100%占主導，任何人想要否定這一點那簡直是開玩笑，或者是沒說真話」。當被追問是否政治觀點不同會成為進入業界的一個阻礙時，回答是「絕對沒錯」。一位知名製片人直截了當承認，好萊塢通過節目推銷自由派政治主張，他表示，「實際上我對此非常贊同。」一名執行主管在談論當今的電視喜劇的時候說到，節目中「只有一個觀點，那就是非常進步主義的視角」。[23]一個知名的刑警題材的電視紀錄片系列的製作人承認，在節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為罪犯的場景，因為他不想讓觀眾形成負面的（種族）成見（註：在「政治正確」語境中，把少數族裔描繪為罪犯會被指責為種族偏見）。[24]

夏皮羅認為造成影視行業偏左現狀的一個原因，是行業內的「裙帶關係」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朋友推薦相同意識形態的朋友工作。他驚訝於好萊塢人群毫不隱瞞他們反保守派的行業歧視，指出正是這些主張寬容和多元化的人對於多元的意識形態沒有寬容。[25]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新聞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訂立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信條」（Journalist’s Creed），信條的規定包括忠於大眾、清晰、準確、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與權力慾望所左右、不譁眾取寵、尊重讀者等。[26]但上世紀60年代後，進步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美國媒體，宣導（advocacy）取代了客觀，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報導取代了公允。正如本書已經多次指出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偽裝。

在《媒體精英》這部經典研究中，作者發現，記者對有爭議問題的報導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態度與教育背景，同時，在新聞室裡的占大多數的政治自由派把新聞報導推向自由主義的方向。[27]

新聞學者凱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國新聞媒體二百多年的演變之後也認為，今天的主流媒體在組成上和報導實踐中都是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他提到，一左派大報的編輯說：「我們太經常在袖子上掛著自由主義，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觀點。……我們毫不諱言：如果你在這裡工作，就必須是我們的同類，你必須是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的。」[28]在另一項研究中，凱帕斯發現，在種族、福利改革、環保、槍枝管控等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上，主流媒體都偏向自由主義。[29]

左傾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後，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媒體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新聞混雜在一起呈現給受眾。CBS前新聞記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說，主流新聞主播偏見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的偏見」。[30]

對講誠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體和嚴肅的新聞時，心裡基本上不設防線。很多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報導的新聞是客觀的、全面的，專家的分析是基於可靠資料的認真分析。這種信任感，將人們不知不覺地置於左傾媒體的洗腦之下，媒體成為培養左傾勢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國家傳統上重視媒體的真實、客觀、公正，因此媒體在常規情況下不會使用編造假新聞的方式欺騙公眾（現在假新聞橫行是一種極端反常的情況），而是使用了相當複雜隱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選擇性報導：每天世界上發生成千上萬的事件，哪些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和意識、哪些湮滅無聞，幾乎完全取決於媒體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由於大批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在其報導中越來越多地滲入意識形態色彩。在媒體報導中，各種左傾思潮成為主調，如「社會公正」、「平等」、女權主義等被大幅正面報導，而對共產主義的罪惡則輕描淡寫。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評左傾媒體對共產主義有好感，他們拒絕面對馬克思主義無窮無盡的慘無人道的記錄，常常為馬克思主義開脫。[31]

選擇性報導大體有三類情況。第一，對事件的選擇，即只報導或者主要報導那些有助於引導讀者接受左傾意識形態的事件。第二，對事件背景的選擇，即不是全面報導事件的前因後果，而只報導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部分背景。第三，對評論的選擇，即只引述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觀點，而對相反的觀點輕描淡寫。上文引述的《向左轉》的作者格羅斯克羅斯寫道：「每一個因寫出來而犯的錯誤，都對應著數百甚至數千因不寫而犯的錯誤──也就是記者選擇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勢力願意提及的事實和事件。」[32]

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上世紀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麼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讀者想什麼問題」。[33]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範例。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占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上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好萊塢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象，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地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是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導時主題先行，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導、哪些問題不能報導，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導。由於有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導移民犯罪，儘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願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分。

其五，貼貶義標籤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於「平衡報導」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籤，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於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複後，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盡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裡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34]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導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35]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好萊塢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占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36]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好萊塢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洛麗塔》（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好萊塢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好萊塢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夥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反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上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遊擊隊頭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38]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39]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好萊塢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2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彷徨和衝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後，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後，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後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複雜離奇，但卻迎合了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1項得獎獲得好萊塢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好萊塢」時代。

到1968年底，好萊塢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什麼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籤就行。這大大放鬆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慾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製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讓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裡，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的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痴，甚至不願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

一位知名製片人表示：「紀錄片轉化已經轉化的，故事片轉化未被轉化的。」[40]也就是說，紀錄片強化觀眾已有的價值觀，而故事片用引人入勝的方式，在觀眾不設防的情況下，把一種新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我倆沒有明天》的製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熱衷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明星，他編導主演了奧斯卡和金球獎得獎片（最佳導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戰高峰期以平易可親的形象成功改變了美國人對激進共產主義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編導並主演、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吹牛顧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個坦誠的總統候選人，然後借主角的身分發表演說，告訴觀眾，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超過他們與富人之間的共同利益。[42]他的電影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一度敦促他參政競選美國總統。

許多電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見影。比如在好萊塢《我倆沒有明天》的首映式上，有人在結束時站起來大聲咒罵警察。[43]分級制度生效後，好萊塢第一部R級（兒童不宜）賣座大片《逍遙騎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風靡社會。它講述了兩個長髮的嬉皮士摩托車手販賣可卡因的冒險之旅。搖滾、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們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攝中甚至使用了真實的毒品。他們避世、放縱、反傳統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為無數反叛青年的「夢想」，也使毒品成為反文化的象徵。其導演承認，「可卡因在美國成為一個大問題，說真的全因為我。」[44]

自從分級制度誕生後，好萊塢被邪靈利用製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繪性、暴力、毒品、犯罪團夥等敗壞行為的電影作品。有研究發現從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萊塢電影中R級影片占58%。[45]

美國學者維克特‧克萊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紀70年代對當時鹽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發現57%的電影正面表現了主角對配偶的不忠行為，或者用某種情形將其合理化；38%的電影將犯罪行為表現為有回報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現，並且令人興奮而沒有任何負面後果；59%的電影主角殺死了一個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種形式的通姦行為。實際上只有一部電影中的男女性關係是在合法婚姻之內的。只有22%的電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針對大眾對電影中過分的暴力、性內容的批評，一種常見的辯護就是電影只是反映現實生活，因此並不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但是事實上，上述關於電影的統計顯然不能反映現實狀況。大量左派好萊塢從業人員，自然會將其價值觀反映到作品中來，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前好萊塢編劇、知名影評人麥德維徳指出，好萊塢從業者按照他們的意願改變社會的價值觀：美化暴力、鼓吹性亂、貶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認為這些敗壞道德的內容只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使。無論哪種原因，結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過分地說，電影帶動人群道德下滑的效應已經令人觸目驚心，有的甚至把獸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揚人變獸、人獸交主題的作品也已經被好萊塢主流認可、受到讚譽，這就是魔鬼統治我們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實反映──人們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這些反傳統電影，表面上用各種貌似高深的理論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是精心設計各種藉口，給觀眾呈現一個「複雜的具體環境」，讓人覺得道德準則必須隨著實際情況而變。這其實是向觀眾宣布：這個世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善惡正邪之分，傳統是乏味和令人壓抑的；道德是相對的，傳統社會中被鄙視的醜惡行徑總可以在某種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燈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魔鬼用這種方法把道德相對主義悄悄植入人心，將人一步步推離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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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vol. 5 (Correspondence 1786-1789), http://oll.libertyfund.org/quote/302.

[2] Joseph Pulitzer, “Why Schools of Journalism?” New Republic (October 9, 1930), 283.

[3]〈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471208.htm.

[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415。

[5] 胡喬木：〈報紙是教科書〉，《胡喬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03。

[6] 韓梅：〈英解密檔案曝光「六四」死亡人數：屍體堆積在地下通道〉，希望之聲廣播電台，2017年12月20日，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2/20/n1378413.html。

[7] “Self-Immolation Hoax on Tiananmen Square,” Minghui.org, http://en.minghui.org/cc/88/.

[8] 〈綜述：創新機制強化培養構建高素質宣傳文化隊伍〉，新華網，2011年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10/15777918.html。

[9] Matthew Vadum, “Journalistic Treachery,” Canada Free Press, July 1, 2015, https://canadafreepress.com/article/journalistic-treachery.

[10] Marco Carynny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reat Fam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No. 37, Vol. LI (September 11, 1983),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1983/378320.shtml.

[1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12]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Pulitzer-Winning Lies,”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2, 2003,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arnold-beichman/pulitzer-winning-lies.

[13]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80.

[14]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105.

[15] 愛德加·斯諾：《紅色中華散記》，奚博銓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頁1。

[1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

[17] Lymari Morales, “Majority in U.S. Continues to Distrust the Media, Perceive Bias,” Gallup, September 22,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9624/majority-continue-distrust-media-perceive-bias.aspx.

[18]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19]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Chapter 10, “The Second-Order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Newsroom.”

[20] Lydia Saad, “U.S. Conservatives Outnumber Liberals by Narrowing Margin,” Gallup, January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1152/conservative-liberal-gap-continues-narrow-tuesday.aspx.

[21] Chris Cillizza, “Just 7 Percent of Journalists Are Republicans. That’s Far Fewer than Even a Decade Ago,”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4/05/06/just-7-percent-of-journalists-are-republicans-thats-far-less-than-even-a-decade-ago/?noredirect=on&utm_term=.3d0109901e1e.

[22] “2016 General Election Editorial Endorsements by Major Newspaper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2016_newspaper_endorsements.php.

[23]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4]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Making the Right Cry: How Television Drama Glorifies Liberalism.”

[25]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6]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8.

[27] S. Robert Lichter, et. al., The Media Elite (Castle Rock, CO: Adler Pub Co., 1986).

[28]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

[29]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0]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31] Newt Gingrich, “China’s Embrace of Marxism Is Bad News for Its People,” Fox News, June 2,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8/06/02/newt-gingrich-chinas-embrace-marxism-is-bad-news-for-its-people.html.

[32] Tim Groseclose and Jeff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4 (November, 2005), 1205.

[33] Quoted in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177.

[34] Patricia Cohen, “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0/15/theater/15thea.html.

[35]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Preface.”

[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99.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d Hollyw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du/cgi/viewcontent.cgi?&httpsredir=1&article=1007&context=masters&sei-re.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irp.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1)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2)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7)：滲透西方(上)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8)：滲透西方(下)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9)：信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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