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前言

一．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二．工商改造——消滅資產階級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五．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七．改革開放——暴虐未變與時俱進

八．全國洗腦，劃地為牢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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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到暴政，中國人往往會聯想到秦始皇的苛政與焚書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漢書‧食貨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征斂無度、賦稅奇重；好大喜功、濫用民力；嚴刑峻法、鄰里連坐；鉗制思想、焚書坑儒。秦朝統治中國時，全國約有一千萬人口，秦王朝竟徵用了200萬人為役。秦始皇進而把嚴刑峻法施於思想領域，大肆禁錮思想自由，曾將非議朝政的儒生方士殺之千餘。

與「狼虎之秦」相比，共產黨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所共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共產黨的統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對內對外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之上。毛澤東自己也曾直言不諱：「秦始皇算甚麼？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還得要我們加以補充。」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步履艱難走過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是怎樣利用政府機制，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來實行階級滅絕，以暴力革命作工具來實行恐怖統治的。它「殺人」與「誅心」並用，鎮壓共產黨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造神」運動拉開了大幕。根據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力革命學說，不斷地消滅不同範圍和群體中的異己分子。同時，用鬥爭加欺騙的手段強迫全國人民成為它暴虐統治下的順民。

一、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建政僅3個月，共產黨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慾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份、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

與此同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貫徹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沖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在這期間，共產黨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慾為的政策使少數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但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急劇擴大，貧富懸殊，農村重新有人成為新地主、新富農。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也就是說，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擴大到 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滅資產階級

另一個要被共產黨消滅的階級是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工商改造中，共產黨宣稱：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殺人」與「誅心」並用。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

在工商改造的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在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這樣在幾年內，共產黨就在中國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時，共產黨發動了鎮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三反、五反、肅反等一系列的全國大規模整人運動。每次運動共產黨都動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機制連同黨委、總支、支部，凡3人則成一戰鬥堡壘，深入鄉村街道。無處不在，無事不管。這種從戰爭年代帶過來的「支部建在連隊上」的網絡式控制結構，在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建政初期發生的另一事件是對宗教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全面取締。1950年，共產黨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文件中指出，封建會道門組織乃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工具。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別是一貫道）、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這次運動打擊了廣大信神向善、遵紀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3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在廣大的城鎮鄉村，幾乎每戶都遭到盤查，連農民供的灶王爺也被砸碎。在殺人的同時，更進一步確立了只有共產黨的思想體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只有共產主義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從此以後，便有了所謂的「愛國」信徒。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

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甚麼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甚麼，你就得說甚麼；黨需要你做甚麼，你就得做甚麼。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有兩萬多名基督徒對中國22個省、207個大小城市的56萬名家庭教會基督徒進行了走訪調查，證實在家庭教會信徒中有13萬人被監視居住。僅在1957年之前，就有1萬1千多名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

至此，共產黨在中國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迫害了廣大城鄉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裴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1957年，共產黨在中國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結果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份子」。27萬人失去公職。 23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人把共產黨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那麼，引起這麼多右派和反黨分子近30年流放邊遠寒苦地區的「反動言論」究竟是甚麼呢？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

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這幾個人都明確表示了願意跟著共產黨走，提的意見也都沒有越出魯迅所描述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洗吧」的範圍。

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分，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自此以後，一部份學者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五、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後，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共產黨強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瞭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甚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甚麼都不能做、不能想」。

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開放——暴虐未變與時俱進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文革以後城頭變換大王旗，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權，在20幾年裡交替更換了六代領導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國，城鄉差別加大，沙漠劇增，江河斷流，販毒賣淫有增無減。所有中國共產黨曾經提出要消滅的「罪惡」又被中國共產黨扶持起來。

共產黨的豺狼心、蛇蠍性、鬼魅行、禍國術有增無減。六四用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槍殺學生、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暴迫害更是罄竹難書。2004年10月，為徵用農民土地，陝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槍傷50多名農民。現在的中國政治統治還是基於共產黨的鬥爭哲學與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騙性。

法律：由於共產黨政權不斷的人為製造鬥爭，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及邪教徒，共產黨獨裁專制集團和各種人民團體之間產生了尖銳衝突。共產黨則在「維護秩序，穩定社會」的幌子下，不斷的修改「法律」和「條令」，把人民的不滿行為納入反革命行為加以鎮壓。

1999年7月，江澤民在政治局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做出私人決定，要在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一時間謠言舖天蓋地而來。江澤民個人對法國某家媒體宣佈法輪功是「邪教」後，官方媒體趕緊發表文章對全國各界施加壓力，並脅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一個不倫不類的「決定」來處理邪教，隨後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了一個對人大「決定」的「解釋」。

1999年7月22日，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等的講話，公開支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從而使得廣大人民群眾捲入了這場人神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為是「（黨）中央」定性了的，他們只能擁護執行，根本不敢提出異議。5年來國家機構動用了四分之一的財力來鎮壓法輪功。全國人民人人過關，凡承認修煉法輪功而不肯放棄的人很多被開除公職，關押勞改。他們並沒有違犯法律，也沒有叛國反對政府，只因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萬人被關押。雖然中共重重封鎖消息，透過親屬核實知道被殺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數更多。

新聞：據香港文匯報2004年10月15日報導，中國第二十顆科學試驗衛星返回地球，砸毀四川省大英縣蓬萊鎮霍積玉的房屋。報導援引了大英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艾裕慶的話說，「這個『黑砣砣』的確是科學衛星的返回艙」，而他本人就是衛星回收的現場副總指揮。但新華社辦的新華網只發了衛星返回的時間，並強調這是中國回收的第二十顆科學與技術試驗衛星，卻只字未提衛星砸毀民房的事實。這類報喜不報憂的手法是新聞媒介根據共產黨的指示而採用的一貫作法。

在歷次運動中，報紙和電視推波助瀾、造謠傳謠才能使得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得以實施。共產黨一聲令下，全國媒體立即執行。黨要反右，全國各報異口同聲地報導右派的罪惡。黨要辦人民公社，全國各報則齊聲讚美人民公社的優越。在鎮壓法輪功的第一個月內，媒體每天在黃金時間段一遍又一遍地給全國人民洗腦。自此以後江澤民動用一切大眾傳播媒體不斷編造、宣傳，使民眾仇恨法輪功的「自殺」、「殺人」等假新聞、假事件。其中導演的「天安門自焚」假案，被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指責為政府帶頭欺騙民眾的行為。在這5年裡，中國國內沒有一份報紙，沒有一個電視台報導過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人們對新聞報導做假已見怪不怪。新華社資深記者自己也說：「新華社的報導那怎麼能相信呢？」民間更是把中國的新聞機構形容為共產黨的一條狗。有民謠唱道：「它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讓它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

教育：教育是用來統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鎖。教育本是用來培養知識份子的。而知識是由「知」和「識」兩部份構成。「知」指信息、資料、對傳統文化及時事的瞭解；「識」指對所知的東西進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創造，即產生精神的過程。有知無識是書獃子，而不是真正被稱為是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這就是為甚麼中國歷來崇尚「有識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知識份子有知無識者、有知不敢識者比比皆是。學校對學生的培養也是要他們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

一直以來，學校都設置有政治課、黨史，並沿用統一教材。教師並不相信教科書上的一些內容，但迫於「紀律」大講違心之話。學生也並不相信教科書和老師講的內容，但是還得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在中學生、大學生期末考試，升學考試的試題中就出現過批判法輪功的題目，背不出標準答案的學生則無法得到高分進入好的高校。如果學生說真話，則馬上開除學籍，取消升學資格。

在民眾教育中，由於報紙、文件的影響，有許多耳熟能詳、家喻戶曉的話，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語錄作為「真理」流毒甚廣，潛移默化，替代了人們的向善之心及以和為貴的倫理道德。2004年中國諮詢中心統計分析了大陸新浪網進行的一項調查，分析結果有82.6% 的中國青年贊同在戰爭中虐待婦孺和戰俘。這個結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傳統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碼的瞭解。2004年9月11日，蘇州一歹徒狂砍28名兒童。9月20日，山東一男子在一所小學砍傷25名小學生。更有小學為了「創收」，讓教師強迫小學生手工製造鞭炮為學校集資，而造成爆炸傷人的事件。

貫徹執行政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政策的執行往往採用了強迫、威嚇的手段。政治標語就是這種手段之一。長期以來，共產黨政權把貼標語的數量列為政績的一個標準。在文革期間，北京城一夜之間變成佈滿標語的「紅海洋」。「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比比皆是。到了鄉村，則簡寫為「打倒當權派」。近期，為了宣傳《森林法》，林業局各林業站、護林辦公室下達必須貼夠若干標語的硬性指標，貼不夠就沒有完成任務。結果，基層的政府單位就貼出大量的標語如「誰燒山，誰坐牢」。

在中國近年的計劃生育運動中，更有大量聳人聽聞的標語如「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更有違反人權，違反憲法的標語如「今天不交稅，明天牢裡睡」。標語在本質上是一種傳播手段。它的傳播更具有直觀性和重複性，因而常被中國政府用來表示政治動向、意志和號召。政治標語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對人民講的話，而在這些宣傳政策的標語中不難看出它們所帶有的暴力傾向和血腥氣息。

八、全國洗腦，畫地為牢

中共最厲害的暴政統治工具是網羅式控制。以組織的形式，把犬儒主義加到每個個體身上。它不在乎前後矛盾，出爾反爾，就是要以組織的形式剝奪個人與生俱來的做人權利。政府統治的觸角無處不在。無論城鄉，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員會或鄉委會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結婚，離婚，生孩子，都要通過它們的同意。黨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組織方式、社會結構、宣傳機制、運作體系都為這種強權統治服務。黨要通過政府體系來控制每一個人的想法及每一個人的行動。

共產黨控制的殘酷性不僅僅在於肉體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漸變成沒有獨立見解，或有獨立見解，卻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統治目的在於給人人洗腦，讓他們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人講：「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但是不管共產黨怎樣變來變去，全國人民都要緊跟不捨。當你作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擊別人時，要感謝共產黨的「知遇之恩」。當你受到打擊時，要感謝共產黨的「教育」之恩。當你知道打擊你是錯誤的，要給你平反時，又要感謝共產黨的「寬宏大度、知錯能改」。共產黨的暴政就是在不斷的打擊與平反中得以實施的。

經過55年的暴虐統治，全國人民的思想已經是被「畫地為牢」，禁錮在共產黨所允許的思想範圍之內。出格一步就是罪。通過反覆多次的鬥爭，愚昧被讚揚為智慧，怯懦已成為生存之道。在互聯網成為信息交流主要載體的現代信息社會，老百姓連上網時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聞，不去看有「人權，民主」字樣的網站。

共產黨的洗腦運動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如此無所不在。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徹底改寫了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並不斷用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加固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絕對權威。

結語

綜上所述，為甚麼共產黨要年年鬥、月月鬥、日日鬥，生命不息、鬥爭不止。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殺人、不惜破壞生態環境、不惜讓中國大部份農民及城市居民長期生存在貧困之中呢？

這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嗎？不是。共產主義的原則之一是剷除一切私有制，因為它認為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初期也曾試圖全面剷除私有制。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已經回到中國。憲法也規定保護私有財產。脫開共產黨的障眼法，人們就能看清，55年來，共產黨的統治不過是導演了一出財產再分配的人間鬧劇，走了幾個回合，最終把別人的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已。

共產黨的另一原則表明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任務是消滅資產階級。但現在，共產黨的黨章中已明文規定資本家可以入黨。共產黨內部已無人再相信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名不正則言不順」，共產黨如今只剩下一張皮，已無實質可言。

那麼，這樣的長期鬥爭是為了保護黨的隊伍清廉純潔嗎？不是。共產黨執政55年，如今全國上下共產黨的幹部貪污受賄、妄行不法、誤國害民，層出不窮。中國有大約兩千萬黨政官員，近年來已查出有八百萬官員因腐敗犯罪被懲處。中國每年更有近一百萬人上訪狀告那些還沒有被查出的腐敗分子。僅2004年1月至9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35家銀行和41家企業的違規辦理結匯業務進行立案查處，就查出違規結匯金額達1.2億美元。據統計，近年來有不下4千名卷款私逃的共產黨政府幹部，偷盜的國家公款高達數百億美元。

那麼，這樣的鬥爭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素質和覺悟，讓大家關心國家大事嗎？也不是。如今的中國物慾橫流、人心不古、騙親宰熟，俯仰皆是。許多中國人對大是大非的問題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講真心話成了在中國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養。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情緒一次又一次因空穴來風般的原因被煽動起來。中國人可以由政府組織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去扔石頭，放火燒美國國旗。要麼當「順民」要麼當「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權保證的公民。文化修養是提高素質的根本。中國立國數千年，孔孟之道給人們設定了禮儀綱紀。「如一棄之，則人皆無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是大亂之道也。」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就是為了製造大亂，且動亂不斷，由此樹立「一黨天下」的教主地位。讓一個黨的思想統治全國人民，而政府機構、軍隊、報紙、電台都是共產黨施行暴政的工具。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瀕臨消亡的邊緣，它的解體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認為共產黨政權的解體會使天下大亂，擔心誰能代替共產黨來統治中國。在中國五千年曆史長河中，共產黨55年的統治不過是過眼煙雲。在這短暫的55年中，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被共產黨強力破壞；原有的倫理觀念和社會體系被強制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扭曲成鬥爭與仇恨；對天、地、自然的敬畏與珍惜變成妄自尊大的「人定勝天」。由此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使整個中華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機。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仁政都把「愛民」、「富民」、「教民」視之為政府的基本職責。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職責幫助人民實現這種本能。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現實的，不愛民而濫殺無辜則謂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不乏仁政的實施者：古有堯舜、周具文武、漢出文景、唐盛貞觀、清泰康乾。這些朝代的鼎盛無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點在於選賢用能、廣開言路、講義求睦、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老百姓因此能夠循禮守法，安居樂業。

觀天下之勢，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在沒有共產黨的日子裡，必能還人間一股祥和氣，使百姓真誠、善良、謙遜、忍讓。讓國家俯首農桑、百業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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