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6月19日訊】主持人：皮爾金頓教授，你好。Pilkington：非常高興見到你，丹妮爾。主持人：很高興見到您，歡迎您來到我們的節目！Pilkington：謝謝你！主持人：皮爾金頓教授，先介紹一下您自己。我知道您要講的故事很多很多！Pilkington：是啊，我都這麼大年紀了嘛！主持人：是！Pilkington：好吧，我叫瑪麗蓮‧皮爾金頓（Pilkington）。我在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長大，在阿爾伯塔大學唸書，我先讀了英語文學，獲得了英語文學榮譽學位。主持人：是。Pilkington：在大學的第五年我擔任了阿爾伯達大學學生會主席，我是第一位當選這一職位的女性。那時是20世紀60年代末，社會上各種各樣的運動也在大學裡出現，新的學校管理方法也在制定之中。主持人：所以，你算是嬰兒潮一代了？Pilkington：對，我是嬰兒潮一代，毫無疑問了。其中還有呢，我是大學理事會和學術評議會的學生代表，我開始意識到法律在所有這些機構中所發揮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理事會面對那麼多的問題，需要法律方面的諮詢，需要對有關法律條文進行解釋。那時理事會有一位很出色的副主席，三十多歲的律師，非常有能力。我很佩服他，在複雜的討論中，各種爭持不下的觀點面前，他可以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把所有因素歸納出來，擺在桌上，告訴我們有甚麼樣的選擇，每個選擇的優缺點是甚麼。他可以把問題分解，然後歸納演繹作出決策，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主持人：他對你有很大啟發。你想， 噢！他的能力是不是通過學法律學來的？ Pilkington：就是，我想這肯定是原因之一了。當然個人的天賦也起作用，他非常善於分析問題，而且做的很公正。真的幫助我們理清了必須作出哪些選擇、這些選擇會有甚麼樣的後果。真正促進了問題的解決，而不僅僅是重複各方不同的意見。我就想， 「嗯，我要能夠這樣做就太好了！ 」如果學法律能使一個人做到這一點。主持人：那時，你二十多歲？Pilkington：我16歲上大學，所以那時我二十歲剛剛出頭。因此，擔任過學生會主席之後，我又學了英語文學碩士課程。然後上了多倫多大學法學院。來多倫多之前和我現在的丈夫結了婚。我在阿爾伯達大學上學時，他是我們學校法律系學生。當年我競選學生會主席的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把他強拉來幫我貼海報，我們就這樣認識了。他在卡爾加里是一名企業律師，然後我們來到多倫多，他加入了一個非常好的律師所，叫斯提克曼‧埃利奧特，他們在多倫多、卡爾加里、蒙特利爾、 渥太華、溫哥華都有分所，並且在香港已有多年。但他在多倫多工作。主持人：這麼說，你從那時起，就開始了律師生涯，直到今天。Pilkington：對，我畢業以後一直在做法律方面的事。主持人：這些年來一直在作律師，然後你成為一名教授，是嗎？Pilkington：法學院畢業後，我在渥太華為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做辦事員，然後我在多倫多加入了一個非常好的律師所，那時叫作托利‧德斯勞利埃斯‧賓寧頓，現在就叫托利。我在那裏乾了四年，專門做訴訟案，學習曲線真是直線上升，每天都學到新的東西，另外你從法學院學來的東西，要學會如何去運用到實際的案子處理中去。還有很多的東西其實就像是跟著有經驗的律師做學徒學來的。我很幸運，曾跟一些最好的律師學過，我在那裏做了差不多4年。1980奧斯古德‧豪爾法學院邀請我去，一轉眼，當老師都29年了。主持人：噢，很長時間啦。有很多政界人士是律師出身，這些年來你有沒有曾經考慮過從政呢？Pilkington：嗯，這個很有趣。其中一個原因，為甚麼有如此多的政治家是律師呢? 因為各級政治家本身就是立法人。聯邦和省級議員通過投票制定法律，市議員一級，則制定規章。所以對法律的理解是他們知識基礎的一個非常重要部份。當然也有的政界人士沒有這樣的背景，這也很重要，也就是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律師。但律師在立法過程中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角色。政治家們也可以從司法部或其法律部門得到很好的建議，協助他們確定哪些政策可作為選擇，以及一個新的方案的實施，需要甚麼樣的法律要求等等。主持人：你有沒有過從政的想法呢？Pilkington：我呢，當學生的時候就開始從政，競選當主席，當然是有一些興趣，但從來沒有實際走上那條路。主持人：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近30年來，有甚麼精彩的故事與我們分享。Pilkington：嗯，教法律是一個非常令人高興和可喜的職業。我們法學院招來了最聰明和最優秀的學生，非常多樣化的學生，並通過這種多樣性，我們真的改變了從事法律專業人士的構成。如果學生無法進入法學院，他們就無法進入這個職業。我作法律專業學生的時候，這個職業的人是清一色的。主持人：白人男孩？Pilkington：白人男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猶太學生很難在有名的律師事務所裡得到職位。主持人：特別是在埃德蒙頓。Pilkington：多倫多也是一樣。而且你知道，我們為甚麼有個西奈山醫院呢？就是因為曾幾何時猶太人醫生沒有權力在醫院行醫；我們為甚麼有個女子大學醫院呢？也是因為女性醫生一度在醫院找不到職位。同樣，法律行業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加拿大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幾乎任何人獲得足夠的教育後，可以進入任何相關領域。在法律界內部有不同背景的人為不同的人群說話這非常重要，本來律師就是替人說話的。人們需要有這種瞭解他們的主張和立場，理解他們的文化和關心他們的專業人士替他們發聲。法律界的新鮮血液使這個行業，使司法系統更加多樣化、更受人歡迎，更平易近人，更有社會責任感。主持人：這麼說，你自己是經歷了加拿大社會的演變。Pilkington：是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主持人：不到30年。Pilkington：不到30年。主持人：我們看到了一個巨大的變化。Pilkington：是的，但現在還不完美。主持人：我們還在不斷發展。Pilkington：我們仍在不斷發展，仍有各方面的挑戰，各種困難要克服。但是各種問題都可以非常公開的討論，相關的政策也正在實施。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的「權力和自由憲章」裡已寫下了基本原則，那就是作為一個社會，我們要尊重他人，這已經成為我們制定政策時的標準，不僅是在政府的層面上，在非政府機構也是如此。主持人：你能不能給我們大體介紹一下加拿大的司法系統是如何運作的？Pilkington：噢，這可是個大話題。主持人：是很大。Pilkington：讓我看看，能不能很快的，比較全面的介紹一下。主持人：並且要用簡單的語言，這樣我們大家都能夠理解。Pilkington：最重要的是，加拿大是憲政民主。所以她是一個遵循憲法運作的民主國家，這部憲法，一部份是經我們認可，從英國沿襲而來的。憲政民主涉及到很多方面：如法制，這是用來限制政府，使其不能按自己的意願而隨意行事。政府行使公共權力是為了公共的利益，它必須在法定的權限之內運作，否則他們會被追究責任。法制是通過普通法院實施的，它適用於每個人，包括各級政府。另一個重要原則是，我們有一個聯邦制度，這意味著一些憲法賦予的權力是由聯邦議會和聯邦政府行使的。其他地方性權力是在省立法機構的管轄範圍之內。所以，當選民選舉聯邦議員，或是省議員的時候，我們知道他們負有哪些責任，我們可以在哪些問題上追究他們的責任。例如，教育方面的問題，是省級政府管轄範圍之內的。 主持人：所以這是寫入了憲法內的？ Pilkington：是的。1867年版本的憲法之下有四個省份：現在的魁北克和安大略加新斯科捨和新不倫瑞克省，這四個殖民地區組成了當時的加拿大。然後隨著鐵路向西部逐漸延伸，其他大西洋省份也先後加入，先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然後曼尼托巴省、阿爾伯塔省、薩斯喀徹溫省，最後紐芬蘭和拉布拉多在1949年加入加拿大。在此之前它們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當然，現在我們又有了東北地區，育空和努那午特Nunavit ，這是加拿大的領土區。因此，我們的聯邦制度下有十三個區域：十個省，三個領土區。因此，我們有這種兩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與法制相關的另一項重要基本原則是，我們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而且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是不可侵犯的，法官不會因為政府不喜歡他的裁決而遭到撤職。法官如有不當行為可以通過司法委員會追究他們的責任。但是，要解除由聯邦政府任命的某位法官的職務，需要有眾議院和參議院聯合決議。所以，一切都必須公開、透明，必須允許公開辯論。這是保護司法獨立性，政府本身無法解除法官，只有議會能這樣做，省級法官也是一樣。 主持人：所以，法官的職位是終生制的？ Pilkington：聯邦政府任命的法官可以任職到75歲。很多人曾經想他們也許想在55歲時退休，可現在卻流行一個說法叫自由工作85！到85歲才想退休呢。法官一般都非常喜歡他們的工作，也很願意乾下去。 主持人：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西方社會是三權鼎立。所以你提到了兩個：一個是執行機構，這是聯邦政府，另一個是獨立的司法機構，那第三個呢？Pilkington：第三是立法機構，那是聯邦議會，或是省議會。主持人：那麼，誰是我們的執行機構呢？ Pilkington：總理和他的內閣，內閣成員幾乎完全是當選的國會議員。誰能贏得議會多數的信任和支持，誰才有資格去任總理，去組織他的內閣。這個內閣代表國家，去掌握不同性別之間、不同種族群體、族裔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等等。內閣成員們就是聯邦各部的部長，其中多數是政府各部門的主管。如司法部長、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等。 主持人：那立法機構是甚麼呢？是由哪些人構成的呢？ Pilkington：選民選出的國會議員或省議會議員，這些人有制定法律或立法的權力，他們還要監督政府。比如，去聯邦議會裡看質問時段，你會看到反對黨議員質問總理和他的部長們： 「這件事情上，你做了甚麼了？為甚麼不那樣做呢？這個不對，那個不好」。偶爾他們也會說： 「你的這個政策很好。」，當然，反對黨的主要任務是監督政府，而且政府也必須出席國會回答問題。新聞媒體都在那兒，人們可以知道政府在乾些甚麼事情，可以知道反對黨認為政府有哪些問題等等。因此，議會本身，眾議院本身是反對黨監督政府的地方。另外，眾議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制定法規或法律。一個法律提案通常要經過法律委員會評審和研究後，再經參議院審查。然後經眾議院通過之後再經參議院通過，最後經總督簽署，成為法律。 主持人：御准？ Pilkington：正是，御准。但是，我們的制度不同於美國，因為美國總統不出席國會。他獨立於國會系統之外，所以的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職能的分離。 主持人：對我們來說並不十分清楚。舉例來說，眼下保守黨議員，可以屬於行政權力，同時也可以屬於立法權力啊？ Pilkington：是，那些內閣成員是執行行政權力的角色。那些僅僅是議員的，也起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立法機構的成員。他們沒有責任去執行法規，他們有責任研究問題，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主持人：那麼這兩個權力在加拿大沒有像美國那樣有明確的界限？ Pilkington：可以說它們不是完全獨立的，因為內閣成員同時又是眾議院議員，也是眾議院的一部份。 主持人：就是嘛，也許今天我只是一個議員，明天我成了內閣部長？ Pilkington：是這樣的。你還記得去年12月，總理請求總督下令議會休會。這意味著議會停會一段時間，以後再召集起來。他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他在議會沒有超過半數的支持。幾個在野黨都表示，他們將要否決他的立法提案，這就意味著總理失去了議會的信任。那麼結果是或者將由反對黨聯合成立新的政府，或者舉行一個新的聯邦大選。其原因就是，當執政黨是少數黨的時候，也就是不超過半數席位，總理不能保證贏得眾議院大多數議員的支持。那麼就必須有談判，有時反對派會說，我們可以支持你這個法案，但是你得更改這些部份。 或者，你也同意這麼這麼做。少數黨政府執政的結果也是對總理及其內閣實施行政權力的限制，和對議會通過法案的限制。 主持人：我們談到了三權分立，在我們法律制度的其他方面，還甚麼是最重要的呢？ Pilkington：法律確實提供了一個框架，限定了在其中所有社會活動的準則。就說你決定結婚，你真的要受限於整個法律制度，它確定你在婚姻方面的義務、責任和權力。如果你開車你要受限於一整套的規則，你要學會這些規則才能得到駕駛執照。為甚麼紅燈亮了我們要停車呢？因為這是法律。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的話，結果就是‧‧‧‧‧‧主持人: 處罰。Pilkington：是要受到處罰，而且還可能傷害自己。主持人：不僅是自己還要傷害他人。Pilkington：還有他人。就是這些細節構成完備的法律框架，保證了我們的社會正常的運作。我們這麼多人生活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裡，所以人們不僅得知道自己該怎麼做，而且要知道別人會怎麼做。 就像綠燈亮時，我們有權通過，當然還是要先觀察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我們每次通過一個路口都要停下來，想一想該怎麼做，那交通秩序就會大亂了。許多其他領域中也是一樣，各種關係，商業交易，各種倡議，還有提供服務的機構，如醫院、學校、大學，都是在這種法律框架中運作。省議會和聯邦議會制定的政策，將要成為法律，不僅是因為技術和法律上的要求，而是因為這將保證人們想做的各種事情得以實現。總是有人爭論，我們到底需要有多少法律？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更是大聲疾呼，比我們更迫切的想限制政府。我們這裡聽到這樣的討論不太多。我們這裡，我想還有點共識，就是，政府也是我們自己，我們是為我們的共同利益，一起做事情。我們交錢給他們去做我們共同需要的事情。當然，我們不想讓他們把錢四處揮霍，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我們要他們能夠做得誠實、做得好。這就是政府應該為我們做的事情。主持人：所以你說，法律制度給加拿大社會提供了正常運行的基礎和保證，它涉及到各個方面，包括整個社會。而憲法是我們的最高法律。它構成了加拿大社會的基石。那憲法是談甚麼的呢？ Pilkington：嗯，實質上它有兩方面。不，三個方面。首先，憲法對如何制定法律做了規定。眾議院、參議院、總督等，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法院系統如何運作等等。所以憲法規定了政府的結構。因為我們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我們的憲法，劃分了聯邦議會和各省之間的管轄權限。另外，還有人權憲章，它確立了對政府權力根本性的限制。因此它主要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平等地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力。主持人: 人權憲章。Pilkington：就是人權憲章。它確定了一些原則，基本的宗教、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各種法律權力。如果有人被控犯罪，這個人受到怎樣的對待，他有甚麼樣的權力等等。還有法律運作中的平等權力，保護土著的權力以及其他各種程序。而這些程序，正是由司法機構來主管。如果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某些特定的法律，侵犯了憲法保障的權力或自由，那麼他們就在法庭上辯論這個問題，法院還要聽取執行法律的一方，也就是政府的意見。然後來決定，該法律是否侵犯了受到保障的權力，例如言論自由等等。如果有侵犯，那麼，政府有機會說明，有哪些重要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為了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公共利益，這麼做是必要的。舉例來說，我們的法律，說你不能在黑暗和擁擠的電影院裡大喊「著火了！」。不錯，這是侵犯了言論自由，至少從技術上說。但政府可以說這是一個合理的侵犯，因為在這種環境中首先必須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法院很可能會說，根據憲法，這個侵權是合理的。只有法院才能做這種類型的判決。首先，他們聽取不同的觀點、立場，他們也常常聽取調停人的意見，某個群體的意見，任何有助於審議這個問題的意見。但歸根到底，最後由法院作出裁決。 主持人：加拿大很有成就，這麼多年來，它一直在世界上領先。我們作為移民，應當怎樣學習、適應這個社會？ Pilkington：我認為，加拿大是個很好的地方，很適合人居住，而且我認為，鑒於我們擁有的各類資源，日益增長的人口和人們的技巧和能力，加拿大會變得更強大。當然，我們已經受益於從世界各地來的移民，而且也很依靠他們，我們將繼續需要移民來建設這個國家。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些移民來的人，我們非常歡迎他們，他們應該把握機會去真正瞭解這個國家的價值觀，瞭解他們有哪些權力和可以受到那些保護，他們有權要求自己的這些權力得到保護。在這些方面，法律界人士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新移民也要認識到，來到這裡不僅僅是為了謀生。這個新的環境需要公民的參與，才能使已有的社會機構能良好的運作，新移民要發揮作用。我們越來越多的看到一個族裔多樣化的議會，以及一些新來加拿大的群體在參與政治。有這樣的機會進入主流社會，積極的參與是非常可喜的。我想，他們會做得越來越好。主持人：非常感謝您！Pilkington：很高興再次見到你，非常感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