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互動直播】期盼中國籍的諾貝爾獎得主

【新唐人2009年10月14日訊】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华裔科学家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消息传来所有的华人都非常的振奋，加上之前的李远哲、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等等，证明我们华人的聪明才智是出类拔粹的。而在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之下，中共当局对历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得主都大肆的宣传，但是明眼人看在眼里就发现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些华人在得奖的时候都不是中国籍的，第二，他们主要受的教育都不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一起互动。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评论员，一位是横河先生，一位是杰森博士，各位观众对这两位评论员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播放一段影片，看看历来得奖的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播放影片）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与香港的渊源甚深，不但在香港完成中学，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任教，后来出任系主任，并且在80年代末担任中文大学校长。据报导，高锟出身上海书香世家，1933年出生，1948年移居香港，毕业于伦敦大学，除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也先后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大陆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锟被称做“光纤之父”。他在光纤通讯的研究成果，改变了人类的通讯技术。不过他却没有因为这些发明取得专利权而发财，但他表示一点都不后悔。《腾讯网》针对诺贝尔奖也做了一个专辑，叫做“百年诺奖华人风采”。收集了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钱永健这7位获诺奖的外籍华人科学家，意在让中国人产生幻想：诺贝尔奖也有中国人的份。可令人遗憾的是，这7人中间已无一人是真正的华人了，他们早就成为别国的公民，他们的学术成就也都是在国外完成，代表的国家也不再是“中国”。2000年，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他主要获奖的作品《灵山》被瑞典科学院评价为：“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由于高行健是以难民的身份获得法国的居留权，而且他的作品大多是对共产专制的抨击，特别是六四事件后，高行健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因而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直被大陆当局封杀。到目前，高行健的作品仍然不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中共当局在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时，干脆把高行健称为法国人，虽然他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中国社会状态为背景进行创作。2001年，高行健获颁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名誉文学博士。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影片播放结束）主持人：欢迎大家回到直播现场，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Skype是RDHD2008，中国大陆的免费电话是 4007087995拨通之后再拨8991160297。看了刚刚的影片中介绍的这些华人，虽然不是中国籍的，但他们还是华人，只不过是外国籍的华人，这是不会变的。首先一开始我们谈谈早先在中国，这些人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所以也许不是在中国受的教育。我想谈的是在中共的体制下对于于中国教育的摧残，以致于中国人在诺贝尔奖没能有杰出的人士，到底是为什么？杰森：第一个问题，中共建政60年来折腾中国太多，我们知道诺贝尔奖，特别是物理奖、化学奖不是只看今年的研究结果，像今年得奖的高锟是1966年发表的文章，1966年中国在做啥？中共正在开始文化大革命，当然你要说到杨振宁、李政道这些人是1957年得奖，1957年中国在做啥？可能正在准备大炼钢铁。整个来说，中共从1949年拿到中国的政权来说，一直都在折腾，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折腾的非常凶，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很多很多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多亏没有在中国。我们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位很出名的数学家陈景瑞，他在文革当时不得不努力的去符合政治需要，他本身是个大数学家，但却必须去做小到育苗的优选法的全国巡回。主持人：我们现在有一位大陆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听听这位江苏打来的赵先生，赵先生好！赵先生：主持人，嘉宾好！中共窃政以来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党文化，它在毒化、妖魔化人民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强制，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智慧同时也被破坏。比如中共强行在中小学包括幼儿园推行党文化，包括古代诗词的解释都是按照老师、官方严格规定的去背。有一篇课文我记得就说什么“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老师就问花朵是什么意思？小孩不能答别的意思，就只能答规定的答案，这里的花朵指的是儿童。所以这样强制的把人用党文化束缚住，中国人民再有智慧也很难发挥，很难拿到诺贝尔奖。再加上中共窃政以来大量的搞运动，我就是一个例子，我50多岁了，哪有几天学习，在学校中学工学农，尽搞大量的政治运动，学生不是以学习为主的。没有专业知识怎么打好基础？所以中国大陆没人得到诺贝尔奖，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中共党文化长期束缚教育妖魔化、毒化人民，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抹煞了，中国人的智慧也被扼杀了。主持人：谢谢赵先生。赵先生刚才提到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的问题，这能不能算是学校里党文化教育，您觉得对整个学生发展各方面有什么影响？横河：中共从建政以来所有的教育是一种单向的灌输，所以它基本上是不同意、不支持创造型思维。因为创造型思维是要在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而且是在所有的领域，不可能在某一种领域完全让你抑制掉创造型思维，然后在另一个领域你可以创造，不会的。以前我记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中共建政前30年的时候，它主要是走“批白专道路”，事实上它是不容许你“专”的，如果你太讲专业了，它就要批判你。因为各个大学留校的学生，以后当老师的学生，大部分不是最优秀的毕业生，而是政治上最可靠的。而这些政治上可靠，家庭背景比较好的这些人，再去带下一届的学生。这个问题不是一年、两年，它在这么多年当中，10年一个运动，其实对人的摧残还没有这么厉害，真正厉害的是每天每时每刻在抑制你的创造性思维，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主持人：如果我们拿中国和美国来比较的话，我们晓得中国的基础教育，包括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好像他们的能力很强。如果你看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后，不管在大学里或研究所里，他们数理的能力都很强。我们怎么从这里来谈您说在这方面中国比不上欧美的教育呢？杰森：事实上中国学生是个硬式教育，就像刚才横河先生讲的是个灌输式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它确实能创造出对现有人类知识的掌握能力，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非常刻苦的，他能完全掌握人类知识。但是教育的过程是被动的接受，没有给他一个主动的去探求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现有理论的学习者、使用者，但是他缺乏一个创造力。往往中国来的学生可以是一个单位非常强的技术骨干，他可以完成很好的项目，但是他往往不是一个领域的开拓者。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培养一个高级工人，而不是培养大师。主持人：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新加坡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我也是从中国过来的，我感觉在中国读大学只能跟党一块走，不能超过那个体制，只能跟党一块走，它束缚了思想，所以就感觉没有创造力，就很难有大师出现。主持人：王先生也呼应了杰森博士刚才所提到的，现行的中国教育是没有创造力的。听到有些朋友聊天开玩笑说，比如打电动玩具，中国可以做很多仿造品，现在市面现有的外国产品，中国人可以把它仿造的很好，可是中国没有办法去发挥想像力，去创造电子游戏里很好的情境，没有办法发挥、没有办法创造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原因？杰森：事实上这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所有的东西，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电子游戏，甚至包括电影，让你为之心动、为之震撼的东西，其实都不来自于中国。但是很多东西是中国制造的。横河：这里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中共除了在整个教育体系方面的压制以外，社会上还有一种风气。新思想出来的时候，之所以成为新思想是大部分人都没想到的，所以一旦出来的时候，这新思想往往在传统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中国社会在中共的统治下，这时会有一批人专门打棍子来扼杀这种力量。我记得中国山东有一个叫张颖清提出一个“生物全息论”。同时在西方也有人想到了同样的主题，后来有个人坐到飞机上去看云彩，就被美国政府禁止他用纳税人的钱去游山玩水，他就是看云去分析它。后来他们创了一个系统机制，其实和这个中国人的Idea一样。但是当时就把这做为一个典型的伪科学把它打下去了，反覆批判。当然这种思想出来的时候肯定是不完善，但是就因为它不完善就把它压下去，如果可以有自由的思维自由的创造的话，可能这个人不一定会完善这个理论，但别人会把它完善起来。主持人：是。我自己也记得，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我记得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那时候有看书很高兴回答了一个答案，老师说，我知道这是书上的答案。当时我觉得很惊讶，这就是课本里的答案呀！但老师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你应该告诉我一些其它不在课本里的答案。台湾也是一样，很多都是填鸭式的教育。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就是希望看看，我们倒不是批评，我们晓得华人都非常的聪明，但是可能在这教育体制下，在某些客观的条件能够改善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家。我想再请问一下，刚才第一个观众朋友他所提到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共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比如在台湾的教育系统其实也是一种填鸭式的教育，但是学生之间有竞争，似乎没有斗争。我不晓得在这种党文化的思维里面，是不是在方方面面都起到了一个不好的作用？杰森：事实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30年，特别从70年代初中共恢复高考教育以后，它是把以前完全只要“红”不要“专”的一种方式拿掉了，学术又回到了一个重要的位子上，中国人已经在现阶段开始有机会学习了。3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目前还是没有开创性在技术领域或科学领域有结果呢？这就跟另外一个因素，跟现在科研制度有关。中共是以官为本的社会，在美国最牛的是教授，每个教授都是独立的，谁也管不了，特别是终身教授。在中国最牛的是官。很多人就说是我可以不做教授，你让我当一个科技处处长行吧？事实上他这个官在中国是很有地位的，因为官就能够拿到很多很多权力，有权力相对的他就能够拿到很多钱，特别是在最近这一、二十年，中国的科技离真正的深入的研究更越来越远了，学校规定一个人必须揽多少科研经费？每个教授必须揽多少科研经费？必须发多少文章？所以说，这些硬指标事实上是谁要的呢？因为中共必须要有数字来证明它的辉煌，比如最近中国教育部说：我们中国的科研论文已经是全世界第五了。但是事实上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呢？你中国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还是排世界一百名，换句话就是说，你出了很多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质量都不怎么样，这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是压出来的。这些硬指标方方面面就是说向钱看，要你拿出文章来，所以大家短拼快出结果，但是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说是三个月的研究就能出结果的，整个的这种浮躁的科研环境，加上以官为本，由官来指导科研，由官来定科研人员努力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机制使得中国最近这30年也没有一个结果。主持人：那么我们也晓得中国在早期的时候像何祚庥这个人，当时听这个事我是当笑话来看，他提出一个毛子理论，像这种东西在当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那么在当今的中国教育界里面、学术界里面，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就像杰森博士刚刚所提到的，这种情况还有吗？不晓得两位对这个情况怎么看？横河：我知道这么极端的情况是没有了，但是他当时是以政治挂帅，所以这前30年是政治挂帅，那后30年变成金钱挂帅，所以在后30年当中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整个教育科研体制的商业化倾向，其实在美国、在西方主要的国家教育事实上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和社会上虽然有很多关系，但不会沾特别多这种商业气息，主要还是以教育为主。但是在中国一向都是走极端，就是教育商业化了，教育商业化了以后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学生要面对着生活的困难，现在不是说大学商业化的问题，是全部商业化，现在据统计2006年的时候，小学生个人花的钱，就是家长付的学费要比政府投入的学费还高。所以在中国没有义务教育，初中和高中有70%以上是个人投资，就是政府投资越来越少，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限制人才能够进入正规的教育系统，如果说你家里很穷，你就可能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但在美国你很穷你可以贷款各用种方式，所以进大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会被经济这个因素给限制住了。所以这个商业化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教授都要想办法搞钱！学校的校长主要的任务是搞钱，但是在其它的国家，中学校长肯定不会去想办法搞钱，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从前面30年突然之间转到了后面30年这一个大的转变。杰森：但是你刚才提到何祚庥这个人，我觉得虽然这么极端的例子现在没有，但是他这个人的出现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他是中科院的院士，这是极高极高的职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代表人物领军人物，但是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学术成果，他发表过以毛泽东理论为指导的一个毛子理论，而且还以毛泽东理论做指导的整个研究出的一套围绕着毛子理论搞出一套东西。所以后来他搞不了科研了。就变成什么了？变成政府的打人的棍子了，什么反伪科学，反气功等等，事实上他还一直活跃在整个中国的理论物理研究领域，由他来决定很多项目的取舍，比如说这个电子计算机多少钱，他决定。这么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能力的人，完全随着政治走的人，跟着政府的政治棒子打别人的人，他却决定很多未来的科研项目，这事实上是中国很普遍存在的现象。目前中国很多基础研究项目的钱都是由个别这样的人来批的，这个人因为他的道德不行，他的方方面面不行，所以事实上把很多未来中国研究的方向都带偏了，甚至阻挡住了，这就是说事实上是这种毒素是一代一代往下传的。主持人：还是继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现在接听一位纽约的孙女士电话，孙女士您好。孙女士：我讲一下幼儿园老师讲给我听的一个真实事情，因为幼儿园老师每天教那个小朋友说怎么苦，怎么穿的衣服破破烂烂，怎么样吃不饱。主持人：对不起，孙女士，因为时间的关系，您是不是可以步调稍微快一点。孙女士：好，就是教小孩说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这么灌输教育孩子，有时候带孩子到马路上去，小朋友看到马路上推那个车的人穿得破破烂烂的，小朋友很天真说，唉！老师、老师，这个人是旧社会的！因为孩子不懂啊！讲话很天真，他们就是这样教育小朋友，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创造发明。主持人：好的，非常谢谢您，另外我们在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报导提到这么个中国学生，好像在中国是一个大家公认成绩很差的学生，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喜欢玩一些东西，比较不能够专注在课业上头，但到了美国来以后反倒成就很大，这个事情也是让我们感叹中国好像没有这种环境。横河先生您是不是可以就这个事来谈一谈。横河：这个案例我是有看到，他现在在费城艺术学校，这个孩子是卡通天才，但在中国这些东西不受重视，因为不是考试嘛，所以老师都不喜欢他，他对于每天为了考试要完成的作业不认真，他父亲就把他送到美国费城。来了这里之后老师和同学都说他是个天才，他现在大概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了，就是在这方面的完全能让他自由发展。美国的教育是因材施教，理论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他的能力所能够接受的教育，而不是说要把大家拉的一样，在中国是大家都往上拉，拉得都一样。所以在中国很多人达不到这方面的考试的水平的话，就被认为是差生，在美国的话是让每个人自己发展，所以他会有很多尖子冒出来，在中国他不容易冒出尖子来，但是整体水平看上去很高。主持人：对。杰森：就是说整个确实是这样的，在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标准，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其实不是教育系统，是个选拔系统，就是说中共把年轻人集中在一起，就说这是个标竿，甚至从初中到研究生都有一门课，就是跟马列主义有关的这种课，这是其中一个标竿之一，你得把这个规定的理论背熟了，不管是历史学还是马列主义，都是规定好了，你一条一条背都得很准的，背漏了都要扣分的。主持人：政治学。杰森：对，政治学，就是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并不是说真正能创造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创造出一个标准的人，你服它的标准，他选拔你，选拔你包括现在中国最火的国考就是公务员考试，也是非常古怪刁钻的考试，他用这样子把中国人整个整齐划一了，在这样一个教育系统下，中国人思维非常一致，你若问中国人支不支持打台湾？他们会说有95%的人支持，干啥都是超过90%同意，连选票都是99%获选，这种思维方式确确实实不利于创新。而同时我们知道在美国，你说这个总统简直烂极了，支持率多少？还有超过30%。你说这个总统真是好极了，支持率60%，所以没有一个很极端的现象。因为人的思维非常发散，这种发散的思维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创新，因为你发散就容易出现个别的几个点就冒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是在美国出现的，Google是在美国出现的，微软在美国出现，什么最新的东西都在美国，因为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但是整个3亿人的思维全是非常发散的。主持人：那么根据您们所接触到的，在中国这种教育的体制下，对于一些新的东西，比如他到美国来，他可能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或接触到很多他可能在以前不相信的东西，他们对于这种东西是不是也很难接受。横河：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可能还不见得很难接受，但是他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而大部分留学生是到了大学以后才来的，现在小留学生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有起来了，所以他们来了以后，特别是到了大学毕业以后再来的话，他很很多思维已经定下来了。你看美国小学教育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跟我们不一样，从二年级、三年级开始你看这些孩子就开始做报告了，给你一个主题，你自己去找资料，自己去剪剪画画，贴好一个贴纸，然后你上去讲去。那在中国这方面的教育就非常少，而在美国他是从小开始的，所以到了大学以后，他已经形成这种思维方式了，其实你说台湾的话还不见得，当时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你看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出来的，战争期间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们的教学几乎没有统一教材，完全是靠教授自己讲，就很像是现在在美国的这种教育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西南联大出来的人才非常多，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教育方式完全是一种开放型的，而且是鼓励型的教育方式。主持人：对，提到这个，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接触到中国大陆来的人，你如果说谈一些倒不是新的科技新的知识，而是比如说像玄学一类，或是你没有办法从书上去学到的这些东西，他们似乎很难接受。杰森：对，事实上这就是我说统一的教育思想方法下的人生观，他觉得世界只能是这样子，比如说大陆90%的人在中国教育下他不相信有神，那你根本就没法跟他说话了，就是说这种方式本身，事实上是压抑中国的创造力，中国的电影你去看，没有几个让人觉得好看的，为啥呢？他没有创造力。事实上我们觉得今天谈的是诺贝尔奖为啥中国人没有得，其实我觉得诺贝尔奖得不得倒不一定那么重要，关键是从诺贝尔奖老得不到这个现实反映出来中国目前整个全面性的现状，是没有一个让人创新的一个大环境。主持人：是，那么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我想是不容置疑的，是非常聪明的了，那么在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下，有突破的可能吗？对于中国的学子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杰森：多看外头的世界，中国互联网现在不幸的是被中共长期的封着，但是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多看海外的世界，多在中共的教育体制之外想问题，这是非常有助于你个人思维的扩散。主持人：是的，横河先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横河：就是放下框框，因为中国人他一个框框已经形成了，看东西都是带着框框的，你放下框框，完全不带你的观念去看，这样的话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好处。主持人：是的，那么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两位评论员今天精彩的评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抱歉我们只有半个小时，那么希望您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还有包括礼拜五收看我们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