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1日訊】北京發佈實施新修訂的《北京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 採取行政領導負責制，將官員政績與他們對突發事件的處置掛鉤。政治觀察人士認為，這說明中國目前的社會猶如瀕臨爆發的火山，但新修訂的《應急預案》無法達到中共的維穩意圖。
6月17號，北京當局發佈了新修訂的《北京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 《修訂應急預案》將主要突發事件劃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4大類、23分類、51種。
而舊版的應急預案中，突發事件的類型還只有13分類、 34種。根據《修訂應急預案》，遲報、瞞報突發事件信息﹔導致突發事件發生或惡化﹔不服從上級政府統一指揮﹔截留、擠佔、挪用應急資金等的相關責任人將受到嚴厲處置。
在美國的《中國信息中心》主編楊莉藜認為，修訂《應急預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說明，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確實愈演愈烈，而受到中共高層的重視。
今年，單單在五月份，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富士康，中國發生了十多宗罷工事件。而在三月和四月之間，各地發生了六起校園慘案，二十二條人命，十六個孩子喪命。此前，2004年四月到十月，在北京、江蘇以及湖南等地，曾先後發生了至少七起校園兇案，造成一百多名未成年學生死傷。
第176期《新紀元》的封面故事《高壓中國臨界點》報導，早在2004年，中國公安部承認每七分鐘就爆發一起大規模的群體抗議活動，如今失地農民、被強拆戶的抗議，已經多得令公安部不敢公布統計數據了。而由於中國地方政府的黑社會化，中央想制止地方的惡行都不可能。社會衝突的規模、暴力程度與頻率、百姓的情緒爆炸，都在日益升溫。
中文政論雜誌《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認為，把官員的政績與對突發事件的處置掛鉤，並沒有改善中共當局「自上而下」的執政模式，中央去向地方問責，但中央本身是不被問責的，而且中共是一個官官相護非常嚴重的特殊利益集團，因此作用有限。
楊莉藜和胡平認為，修訂《應急預案》把官員政績與處置突發事件相掛鉤，又把恐怖襲擊和上訪、集會一起列入應急預案，將形成對不同聲音進一步加強控制，對維權的民眾來說不利。
另一方面，修訂《應急預案》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殺童案、殺官案等社會暴力事件。 《高壓中國臨界點》採訪了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夏明教授，他提出，目前中國的「火山」已經在冒煙、在起爆中了，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社會矛盾走向了一個邪惡的發展方向。中國執政者對老百姓的痛苦極端漠視，沒有任何同情心，百姓在得不到任何幫助和同情的情況下，一方面對自己的生命不加愛惜，一方面還對這個社會施以報復性的懲戒整個社會，喪失了最起碼的惻隱之心。
原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孫延軍提出：中國整個社會的兩個畸形發展，導致了社會的不健康心態：第一是它沒有信仰自由﹔第二是由於制度問題，導致沒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則。他認為，不重塑道德，這個社會就徹底沒希望了。
新唐人記者 吳惟 李若琳 綜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