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22日訊】（新唐人電視記者王連慶、袁宏、林丹報導)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兩千一百多年君主專制制度，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大中華民國。然而，共和之旅剛剛啟程，就遭遇到復辟勢力的反撲。在隨後的一百年裡，革命與復辟的反复較量從未停息。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打著「共和」 的旗號，以「革命」的名義，顛覆著這個民主國家，使得我們的共和歷程充滿了迷惑，又異常地艱難。 辛亥建國一百年了，為什麼中國大陸卻仍在共產專制統治之下？讓我們回顧辛亥百年的歷史，看一看誰背離了辛亥革命，誰背叛了辛亥革命，而又是誰顛覆了辛亥革 命？請繼續收看兩千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辛灝年在澳洲悉尼發表的「迎接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系列演講」的第三講『誰背離了辛亥革命』的第一部分。
【編者按】以下是辛灝年先生“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講演第三講”的聽打文字稿，已經講演者本人根據原講演提綱作了整理和補充。
辛灏年：誰背離了辛亥革命？（第一部分）
- 2010年11月27日讲于悉尼
各位朋友：
今天，我首先想說的是：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有很多仁人志士，踏著的辛亥先烈、先進的道路，一往無前的奮鬥到了今天。無論他們是犧牲了的，受過難的，甚至今天還坐在共產黨專制牢房裏的，他們都是我們心中真正的英雄。可是，這一百年來，從1911年開始“走向共和”，雖然我們已經走了一百年，“共和”非但沒有完成，而且出現了巨大的倒退。
這是因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與世界上許多有專制歷史的國家一樣，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他們不是公開地打著復辟帝制、復辟滿清的旗號，就是變相地打著“共和”的旗號，甚至打著“革命”的旗號，或者學著列寧那樣，“以革命的名義”，一再地使我們這一百年的“共和”歷程走得特別地艱難，使我們這一百年出現了太多的反復，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專制復辟，直至在我們祖國大陸的今天，非但專制統治依然如故，而且極權專制史無前例。
因此，當我們面對著這樣一種痛苦現狀時，我們是否還應該想到，除掉前清形形色色政治改良派為袁世凱“推翻共和、復辟帝制”造就了社會政治基礎，從一開始就破壞了我們“走向共和”的勝利開端以外；除掉我們的兩個惡鄰——蘇聯和日本，一心要顛覆、滅亡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從而為我們製造了反復漫長的痛苦歷程以外；除掉中共受命前蘇聯，高舉著共產革命的旗號，不僅推翻了民國，而且徹底全面地顛覆了辛亥革命的所有成果以外；對於辛亥之後的革命黨、國民黨和一切進步力量而言，是否也因為有人，有黨，有團體，或偏離、或背離了辛亥革命，也為我們的民主進程帶來了不應有的艱難和曲折呢？正因為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才會給今天的講演起了這樣一個題目：“誰背離了辛亥革命？”
我要講“誰背離了辛亥革命”，還因為近些年來出現了一些非常反常的現象。雖然自80年代初開始，中國大陸民間所發起的歷史反思，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果。特別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辛亥革命和“大中華民國”的反思，還有對蔣介石的“還原”，其成就足以震撼人心，甚至對“民國四月天”的美譽，也就是懷念“大中華民國”的歷史歲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阻遏的社會思潮。可是，大家要警惕的是，現在那個獨裁權力依然在手的專制復辟政黨，他們正在加緊地和賣力地進行著“反‘反思’”，就是要把民間歷史反思的成果壓迫下去，甚至毀滅掉，要重新把謊言籠罩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步臺階之上，企圖依然故我地施行他們的專政，甚至於要借紀念辛亥革命，借一百年前那個“推翻專制、創建共和”的革命，一方面要喬裝打扮地充當她的繼承人，用以繼續劫奪權力的歷史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竭盡所能地來污蔑孫文及其革命，以便借此來撲滅中國大陸人民的革命思想和要求，藉以證明他——對中國大陸13億人民實行62年專制統治的政治合理性。這，就更是我要講“誰背離了辛亥革命？”的現實原因了。
當然，要問“誰背離了辛亥革命”，首先就要大致地弄清楚，辛亥之後，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基本政治歷程。然後，我們再在這樣一個大的歷程中，分階段和有重點對象地說明“誰背離了辛亥革命，誰沒有背離辛亥革命”，最後再將那些顛覆了辛亥革命，並在形形色色的旗號下復辟了專制的“開倒車者”，也予他說個清楚明白，特別是對那個徹底顛覆了辛亥革命及其所有偉大歷史成果的“蘇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
所以，我將在今天的講演中，首先將辛亥之後的中國歷史，分為“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兩大階段。接著，我再將這兩大階段中，那些偏離或背離了辛亥革命，或是沒有偏離或背離辛亥革命的歷史人物和政黨，有重點地予以介紹，就是以共和為“經”，以人物為“線”。當然，重要的是，還是要能夠以“理”，更以歷史的事實來予以證明。
（一） 大中華民國“第一共和”時期——誰背離了辛亥革命？ （1912 - 1927）（上）
所謂大中華民國“第一共和”時期，就是自1912年1月1日“大中華民國”創建，到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重建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之前這一歷史階段。雖然這一歷史階段，理應分為“第一共和初創期（1911-1913）、第一共和顛覆期（1913-1916）、第一共和混亂期（1916-1927）”這樣三個階段。我這裏提出的初創期，就是辛亥革命建國和袁世凱篡奪革命成果的時期。我這裏提出的顛覆期，就是指袁世凱要“推翻民國、復辟帝制”與中國人民要“捍衛民國、勇敢“護國”的時期。我這裏提出的混亂期，就是指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失敗後，北洋軍閥破壞共和、倒退混戰，造成第二共和失敗的時期。為了講演的方便，為了給聽眾一個清楚的頭緒，我將以革命党人和孫中山先生為線索，將他們在這三個階段中的作為，儘可能地做一個清楚的解說，以便大家能夠看出辛亥之後大中華民國“第一共和”時期的歷史真相，並能夠對大中華民國這個重大的歷史時期，以及他對後來歷史的發展，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概念。
一、孫中山先生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
我為什麼要問孫中山有沒有背離了辛亥革命？雖然，這個問題本來不是個問題，但是，在那個專制政黨近些年來愈來愈反對人民反思歷史，甚至一心要剷除人民反思成果的日子裏，他們不但策劃、勾結海內外的反動勢力、反華勢力、投降勢力和虛假的自由勢力，甚至是偽裝的民主勢力，和極少數滿貴後裔的殘餘勢力，大肆地辱駡孫中山，徹底地否定孫中山，瘋狂地污蔑孫中山。雖然，說這些話的、寫這些文章的人並不多。但是，那個專制政黨卻在包括臺灣在內的海內外部分所謂民運人士、自由派人士的配合下，實際則是在他的統一策劃下，用盡手段地來“放大”他們的聲音，來壓迫那些志在真正紀念辛亥革命和繼承孫文革命者的話語權。
於是乎，從1989年開始，自從一個逃到海外來的“中共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家”開始發出“告別革命”的號召以來，一場旨在否定革命、就是否定辛亥革命，否定孫中山、就是否定中國國民革命的惡流，便這樣地喧囂在海內外的一些不良媒體上，並且愈來愈露骨。我希望朋友們稍微關心一下中共的機關刊物“瞭望”雜誌，關注一下中國大陸的一些網站，關注一下臺灣的“中國時報”，關注一下海外某個網站和某個政黨的太多文章和跟貼。它們在辱駡孫中山、污蔑孫中山是“竊國大盜”、是“賣國賊”、是奸細，甚至是“流氓”的過程當中，已經公開要求重新評價孫中山、甚至要徹底推到孫中山、“鞭屍孫中山”。
我在加拿大講演“誰孕育了辛亥革命”時，曾經講過某些人對孫中山攻擊的錯誤。有一位聽眾在聽完新唐人電視臺播放我的講演後，曾在跟貼上寫了一句話：“我現在才明白，我們這些罵孫中山的人都是沒有根據的，我就是其中一個。現在聽了有根據的，證明孫中山是一個真的民主革命家的講演，和其他的文章之後，我才知道我錯了，我以後再也不罵孫中山了。”（注釋）所以，我才要講“孫中山有沒有背離了辛亥革命？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的原則和使命？”因為，我在第二講中說辛亥革命的原則就是民族、民權、民生的原則，使命就是“護國、護法”即維護大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如果孫中山先生自己背離了它，那就活該挨駡；如果他沒有背離，那就太冤枉他了。
好，我現在切入正題：“孫中山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
1、孫中山到底跟辛亥革命有沒有關係？
孫中山先生跟辛亥革命到底有沒有關係？如果這個問題我不首先簡單地給它做個說明的話，我就說不下去了，因為，果真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連關係都沒有，那還談什麼孫中山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呢？雖然，它不是今天我要講的內容，但是，在今天海內外的網站上和報紙上，有一些人，那些自稱是共產黨專制統治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和海外的少數人士們，他們非要說孫中山跟辛亥革命沒有關係，理由就是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還在美國的丹佛打工，所以孫中山就與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根本沒有關係，跟創建民主共和國同樣沒有關係。我不想做太多的理論和事實的陳述和論證，我只想講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是由武昌的“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的。姑且不說這兩個團體和他們的負責人與中國同盟會不可切割的關係，單說共進會的軍事部部長原名叫做孫葆仁，為了發動革命和起義，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孫武”，把自己的字改成“遙仙”。為什麼？因為，孫中山名“孫文”，字“逸仙”。然後，滿武昌到處都傳說著，正在準備的新軍起義，就是孫文的弟弟孫武領導的。這一來，青年學生和新軍裏的革命党們立即振奮起來，紛紛要求參加起義和革命。孫葆仁改名孫武以後，就有大約1500個新軍戰士參加了革命黨。後來，辛亥革命先驅張難先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過這樣的話：“在當時的中國，人人心裏都有一個孫中山的形象。許多青年人甚至想跑到海外去追尋他，去跟著他革命。”（注釋）因為孫中山這個名字，就意味著“革命”，一個要“推翻專制、創建共和”的革命。如此，請大家說，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究竟跟孫中山有沒有關係？
第二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的發動者們曾經因為製造炸彈的關係，一下子暴露了。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三位元烈士當天被抓，被砍了頭。但他們三個人在赴義之前共同喊出的口號是：“孫中山萬歲！未死同志萬歲！”如此，孫中山先生跟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當真沒有關係嗎？
第三個例子，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孫中山在哪里？在美國。美國的一家英文報紙畫了一幅大漫畫。孫中山先生左腿站在美國的海岸上，右腿跨上了中國的海岸，上面寫著“孫大總統”四個字。是美國報紙登的。我們黃花崗雜誌曾經發表過這幅鉛筆畫。可是，當國內打電報打給他，要請他回來當總統的時候，他做了兩個決定。一個決定就是把這封電報塞在口袋裏，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國內要請他回去當總統。這好像是小事一樁，可是不那麼容易做到，特別是今天在海外的那些朋友們。第二個決定，就是他反而決定不馬上回國。他到哪里去了？他從美國到英國，想繞道去跟一家家西方政府談，談什麼？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支持中國的革命。希望“四國銀行團”能夠貸款給中國未來的革命政府，而不要貸款給那個行將斃命的滿清王朝，以便他們負隅頑抗。歷史的事實是，如果沒有孫中山先生說動“四國銀行團”，不要貸款給滿清，滿清的軍隊還要有一通打。因為武昌起義一爆發，清廷就命令袁世凱派他的北洋軍隊到武昌打了三個月的革命軍。雖然，“四國銀行團”也不支持中國的革命，也不支持由辛亥革命創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但是，他真的就沒有貸款給滿清王朝。這是滿清垮臺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袁世凱敢於背叛清廷、能夠逼退“孤兒寡母”（隆裕皇太后和小溥儀皇帝）的重要國際因素。所以說，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的努力和作為，難道與辛亥革命沒有關係嗎？現在有幾個“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朋友，動不動就說“真正消滅滿清王朝的是袁世凱，不是孫中山。”這可是大錯特錯了！袁世凱的事情，我在後面會說。
第四個例子，在我講了上面這三個例子以後，我想在座的朋友，只要凴以公心，就能感覺到辛亥革命怎麼可能跟孫中山沒有關係？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革命奮鬥，他那失敗的十次革命起義，他在海外華僑中的革命影響，他對國內青年的革命感染力和凝聚力，他在人民追求民主奮鬥中身體力行的那一切，怎麼可能跟辛亥革命沒有關係？沒有他長達十六年艱苦卓絕的革命奮鬥，就有辛亥革命了嗎？沒有他的中國同盟會戰士們在武漢的策劃、組織和犧牲，就能夠有武昌起義嗎？沒有他已經在全中國人民中所形成的革命領袖形象和革命領袖地位，就能選舉他擔任臨時大總統了嗎？何況，由各省軍政府聯合會舉辦的這個臨時大總統選舉，其中該有多少是已經權利到手的地方改良派人士？甚至大多數代表都與同盟會沒有什麼關係。還不是因為孙中山的革命聲望太高！所謂眾望所歸。這一切只能說明，辛亥革命跟他太有關係了，所以，他們才會、也才不得不選他做“共和國的開國總統”！
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講述“辛亥革命之後的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的原則和使命”了。
2、“第一共和”初創期——孫中山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
孫中山回國時的政治姿態和國內環境
孫中山回國了，但面對他的，是我在上一講講過的，就是“革命正在讓位改良，改良正在謀殺革命”這樣一個反動的政治局面。因為，在全中國紛紛從滿清中央政府裏獨立出來的22個省、市里，真正由革命党當都督的，只有上海的陳其美、安徽後來的柏文蔚和雲南的蔡鄂。其他的19個省、市，軍政府的權力，基本上都掌握在前清諮議局的那批改良人士或舊官僚手中。而且，他們還建立了一個聯合會，叫“各省軍政府聯合會”。這個聯合會與孫中山幾乎完全沒有關係。可是，這個聯合會卻在聯合還沒有垮臺的滿清王朝的大臣——袁世凱，進行南北和談，就是“南北議和”，要南方的革命軍與北方的滿清改良派“權臣”袁世凱談判。
對此，孫中山是什麼個態度呢？
他的第一個態度，就是反對南北議和。因為他回國後，就對國內的政治局面頗不以為然，曾明白地表示：“革命目的不達，無和議可言。”
由於他對袁世凱也有清醒的認識，所以，他第二個態度就是反對袁世凱。他說：“袁世凱是一個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國的大任託付給他，是靠不住的。我們革命黨應該有勇氣、有決心率領南方起義將士，繼續戰鬥，趁次全國人心傾向革命的時候，必然勝利可期。此時多費些氣力，掃除障礙，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家，將是事半功倍。”（注释）應該說，孫中山回國之後的政治姿態和他對袁的認識，前者十分明確，後者相當銳利。可是，後來，他妥協了。為什麼妥協？是因為“內有內逼，外有外逼”。因為他的思想，遭遇了當時革命黨內外和臨時政府上層集團中的多數人反對。
孫中山遭遇“內逼和外逼”
我先講內逼。大家都知道汪精衛這個人，當時被稱為孫中山的左右兩臂之一，另一個是胡漢民。有人說他們倆對孫中山而言，就像是劉邦的張良和陳平。
大家都知道汪精衛年輕的時候可是個革命英雄呀！他謀刺攝政王載灃，被滿清王朝抓了，要殺他，他就寫了四句詩：“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是何等慷慨的革命詩歌！結果，他感動了一位滿清的親王大臣，因“憐香惜玉”而不忍殺他。
所以，滿清複亡後，他反而和遜清的一些貴族及其子弟們成了好朋友，又接受了袁世凱贈送他的10萬光洋，答應袁去法國留學。然後，他便回過頭來勸孫中山，或者說，是逼孫中山讓位袁世凱。
他一是逼問孫中山：“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
二是和一些人發表宣言，提出“五不主義”：“不當官、不做議員、不納妾、不吸煙、不飲酒。”目的當然還是借此逼迫孫中山讓出總統的位子。
三是通過胡漢民，做黃興的工作，要孫讓位。被稱為孫中山之“張良、陳平”的汪精衛和胡漢民，就是這樣地逼迫著孫中山。
四是黃興為胡漢民、汪精衛所動，加上他同樣有反滿革命思想的限制，並且受“和談”氣氛的影響，而他是同盟會的實力派領袖，所以，他拿出1911年12月20日，蘇、浙、滬代表顧忠琛和北方代表廖宇春簽的“五條和約”給孫看，其中有一條就是：“先推翻清廷者，為大總統。” 黃興以此逼孫中山讓位，這當然使孫中山十分為難。
五是革命黨內還有一個人——章太炎，我後面要專門說到他。他和其他的一些革命黨人，因原來只有“反滿”革命思想，並無“民主”革命之志，所以，在反滿民族革命成功之後意志消退，其中更有一些人急於當官，不是被袁世凱拉攏，就是主動去投效袁世凱，他們以“和平反戰”為理由，以“議和”為號召，反對南方的革命軍北伐推翻滿清朝廷，紛紛逼迫在國內和在革命黨內外均缺少實力的孫中山，逼他一定要把位子讓給袁世凱，由袁世凱去逼清廷退位。
孫中山在海外革命十六年，雖然遍建革命組織，但由於中國同盟會的國內基本力量是以黃興為首的兩湖華興會，還有如汪精衛等革命黨人，權力之心日盛，革命之心愈減，不是留戀官職，就是標榜清高，甚至攀龍附貴，所以，孫中山回國以後，單單是內部環境的逼迫，就已經給了他太大的壓力。所以，被孤立的孫文，當有人祝賀他“我輩夙昔志願竟成事實，何等痛快！”，孫鄒緊眉頭說：“何來痛快，直苦惱耳。”後來他給南洋同志寫信說：“如南京政府之際，弟忝為總統，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張。”（注釋）
我再講外逼。因為孫中山先生的聲望太高，所以，1911年底，十七省聯合會的代表在選臨時大總統時，有16個省的代表選了孫中山。1912年元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就職宣言的落款就是：“大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
然而，從外部來逼迫袁世凱讓位的，卻主要是來自那些乘革命之機奪取了權力，剛剛選孫中山當了總統的前清改良派，或是他們當中的那些“已經革命的舊官僚”們。而他們的共同願望，就是逼迫孫中山能夠將總統大位讓給他們一心相與的前请改良派首领袁世凱。
自武昌起義後，就採取“遠交近攻”，“唱和平，打狠杖”的滿清改良派大臣袁世凱，此時，正在一邊高唱“北方軍界不忍生靈塗炭”，希望和平解決；一邊南攻武昌、奪漢口；北攻娘子關，如革命軍曾“從山西、山東、四川、陝西發至南京的電報所稱：袁軍擾害我地方，殘殺我良民，殘無天理……藉口議和，實行遠交近攻之策。”（注釋）
於是，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大總統當天，袁世凱就指使北洋將領段祺瑞、倪祠沖、姜桂題等42人聯名通電，主張維持君主立憲，聲稱：“若依少數意見將用共和政體，將誓死抵抗。”
1912年1月2日，袁世凱又以“唐、伍兩人擅用共和政體”為罪名，撤銷議和代表唐紹儀，否定以前在南北議和中所簽的各項決議，再一次聲稱：“南北協議，以君主立憲為前提。”
面對這種狀況，1912年1月2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表示“議和之舉，並不反對……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意願……推功讓位，自身公論。”
由於孫中山已經有妥協之意，所以，1912年1月13日，袁世凱發表政見時，竟然反過來宣稱：“共和為最良之國體，世界之公認……永不使君主政體複行於中國。”他發誓要搞共和了，並且連君主立憲也不再提及。
1912年1月15日，孫中山面對袁世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伎倆，特別是革命党和臨時政府內部的逼迫，不得已而致電伍廷芳轉告袁世凱說：“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絕不食言，文即可正式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公。” 此時，他剛剛當了15天的總統。
正是在孫中山已經明確宣稱，只要宣佈共和，就可以讓位給他時，袁世凱便立即開始仿照歷史上那些逼迫“孤兒寡母”退位、以圖取而代之的太多“故事”，於當天開始逼迫清廷無能的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儀退位。袁世凱要做共和國的總統了。雖然，對他而言，不過是要復辟皇權的“過渡”而已。
但是，正是為了防止袁世凱暗藏復辟帝制之心，孫中山親自主持制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次，就是要求袁世凱到南京來宣誓就職，但袁世凱不願意。
為了能夠讓袁世凱來南京就職，1912年2月28日，孫中山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八人組成“迎袁專使團”到北京去專程去迎接。誰想，2月29號，袁世凱就在北京指使他的北洋軍隊發動了一場假“兵變”，然後對南方臨時政府電稱：“變生倉促，暫難南來。”3月2日，蔡元培等八人居然也打電報給孫中山，要求孫“儘可遷就，以定大局。”同一天，孫中山先生只好發表通電，被迫遷就。1912、3、6，南京參議院決議：“允袁北京就職。”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1912、4、1，孫被逼在南京正式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
就是在這樣一個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壓力之下，早就睿智地看清楚了袁世凱本相，並且要堅持以“革命的北伐”來解決中國問題的孫中山，終於“被”妥協了。
當時，廣大的國民是不願意孫中山讓位予袁世凱的，有一首民謠曾這樣唱道：
橫商量，豎商量，
摘下果子別人嘗。
今也讓，明也讓，
吃人的老猿稱霸王。
人民還是知道袁世凱是個什麼人的，他們認為孫中山不該讓。
孫中山從“被迫”到 “誠讓”
但是，孫中山先生畢竟是孫中山先生，他開始反袁的時候是為了中華民國，為了民主建國。他妥協的時候，也是為了大中華民國的民主建國。所以，他在妥協讓位的過程當中，是一步一步地從被迫走向了“誠讓”，也就是“誠心誠意”地讓。
為什麼？他認為，這就是共和。就是不能因為我是孫中山，總統就必須是我。不管他心中有多少的委屈，也不管他因為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而痛苦，只要袁世凱逼清廷退位以後，中國南北已經統一，大家都能夠承認新中國——中華民國，都能夠保證實行“共和”，他也就無所遺憾，絕不計較個人得失。這就是孫中山的思想境界和廣闊胸懷。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胸襟， 1912年2月15號，就在參議院要選舉第二屆臨時大總統這一天，孫中山先生帶著幾百名文官和二、三萬軍人去參拜明孝陵。著名的民國外交家，當時的臨時政府外長王寵惠在他的回憶錄裏說：“孫中山的胸懷象海一般的寬闊，象聖人一樣的仁慈，因為革命軍和南京革命政府的文官們都反對袁世凱當臨時總統，都不允許、不願意孫中山讓位，他害怕參議院選袁世凱當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會出問題，會鬧出事情來，所以，這一天，他才把文官和軍隊一起帶去參拜明孝陵。”（注釋原文）現在居然有民運朋友說，這是孫中山想“稱帝”的證據，甚至因此而罵孫中山“稱帝”在袁世凱前面。聽到這種話，我感到很痛苦、也很迷惘。
然而，孫中山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 1912年2月18日，革命軍陸軍第一軍軍長、後來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代表革命軍之大多數軍人，赴南京親謁孫中山，反對讓位，要求北伐。他說：“目前革命氣勢正在高漲，北伐軍事不應停止。且北洋實力尚在，應利用當前革命優勢，予以嚴重打擊，將所有障礙掃除，方能實現本黨政治主張，否則急於求和，恐難有好結果。”孫雖然同意柏文蔚的見解，卻說：“……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凱絕對贊成共和，他自己可以立即辭職，不再則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做成一種事業。”
當時，幾乎海外的所有華僑革命團體都反對孫中山讓位袁世凱，但是， 1912年2月21日，孫中山在“復五洲華僑同志電”稱：“彼之佈告天下萬世，有雲：不使君主政體再發生於民國……敬觀之從容敷施。”他要華僑們相信袁世凱的誓言，要給袁世凱實行誓言的時間。孫中山雖然是太單純了些，幼稚了些，可是，他真誠哪！他的革命黨——中國同盟會在上海的《民立報》主要人物譚人鳳寫信責駡他說：“你丟掉了總統的權力，就等於把我們同盟會全黨的權力丟掉了。”(注釋) 1912年2月20日，孫就在給《民立報》譚人鳳的電報中明白答復說：“總統不過國民公僕……不必身攬政權……更不以名位而為本黨進退之征。”
孫中山先生從一開始就明確地看到了袁世凱的本相，就反對袁世凱做民國的大總統，到他被迫讓位與袁，再到他誠心誠意地讓位于袁，這符合一個人的心理變化邏輯。這也只有真正以“天下為公”的孫中山才能做得到。回首100年來，從共產黨到今天的海內外一些搞民主的人士，誰象這樣真誠地讓過誰？共產黨連一個副科長都不會讓的，死後還要登報聲明“生前享受副科級待遇”。海外有些民主組織，只有三幾個人，也是打的你死我活，頭破血流，誰是創黨的，誰坐了多長的牢；誰是理事長，誰進常委會；第一把手是誰，第二把手是誰，第三把手是誰；講究的還是“權位和座次”……。想想孫先生吧！他該是何等的胸懷。革命16年，為了共和，為了和平，為了中華民國的健康成長，為了把共和理念普及於中國的社會人間，他連到手的總統都能夠誠心誠意地讓出來。
中國三千年前就有堯舜相讓的故事，近代只有孫中山做到了。他之後，到今天為止，都是打來打去，爭來爭去，搞專制的，還有一些搞民主的，都是這個“德行”。所以我說，儘管他妥協了，儘管這個行為的本身給後來的革命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和困難，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在“大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的創建期”，他沒有背離辛亥革命的原則和使命。因為革命是為了實現民權，而不是為了奪取和保有個人權力。所以，辛亥革命又叫民權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因為打江山不是為了坐江山，而是為了真正的共和。孫中山先生的境界是高的，他是為了辛亥革命的真正成功，為了中國能夠真正地走向共和，才決心犧牲自己，成全大局。
3、“第一共和”顛覆期——孫中山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
如我在前面所述，第二個共和顛覆期，就是指“袁世凱要推翻民國、復辟帝制與中國人民要捍衛共和、勇敢‘護國’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孫中山有沒有背離辛亥革命的原則和使命呢？我們還是要從孫中山在這個歷史時期做的幾件大事情來看。
第一件大事，就是發動二次革命，鮮明地打出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革命旗號，率先在辛亥之後吹響了“反對專制復辟、捍衛第一共和”的號角，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是人民捍衛大中華民國即“護國”運動的開端，當然沒有背離辛亥革命的原則使命。因為，正是在1903年初，袁世凱自密謀殺害宋教仁始，便開始了緊鑼密鼓地復辟帝制行程；也是在1903年後直至1906年初，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心，日益昭示於天下，直至他當真“推倒中華民國、篡立中華帝國，公然黃袍加身、復辟君主制度”。所以，歷史的結果，證明孫中山的這第一件事做得沒有錯，雖然他失敗了。至於現在有人指斥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是“亂國”，那是本末顛倒。因為，亂國的是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是“護國”，而不是“亂國”。這種為了共產黨眼下“維穩”的需要，來攻擊孫文的行為，只能成為“現實的笑談”而已，就不要說是“歷史的笑話”了。
第二件大事，是近年來某些人攻擊孫中山最厲害的一件事。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遭袁世凱通緝，他只好又開始流亡，並在1914年於日本創建了中華革命黨，目的還是為了“護國”——就是為了維護“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得逞。建黨時，他曾要求每一個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人，都要宣誓，按手模，表示忠於領袖，服從領袖。當時，他的做法，遭到了中華革命党中以黃興先生為代表的，原“兩湖”華興會大部分會員的抵制，甚至公開反對。今天，這件事又被少數人，就是那幾個所謂的“自由”派和幾位滿族後裔，還有少數民運人士，在中共一心對他們的“放行”和“放大”之下，於今天的海內外炒得沸沸揚揚，甚至因此指責孫中山就是專制主義者，就是是專制主義的鼻祖，更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三大梟雄”之首（注釋）。甚至說，因為他，才有了國民黨的專制；也因為他，才有了共產黨的專制。而他們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指這一件事。
我們客觀地說，這件事在孫中山身上是“錯中有對”。因為站在現代的徹底和完整的民主理念上，孫中山這樣做當然是有問題的。但是，考慮到當時的環境，其一，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取了，袁世凱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推翻共和、復辟帝制，時局極其艱難，孫中山這樣做，當有可以原諒之處。此其一。
其二，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的內部原因和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中雖有10個都督，卻只有兩個都督聽他的命令，參加了這第一場護國戰爭，才因敵眾我寡而慘遭敗北。也就是說，孫中山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領袖，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即便是富有遠見卓識的正確意見，也根本沒有人聽，跟他創建中華民國政府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一模一樣。所以，他才需要別人聽自己的，“因為我是對的，你們就應當跟我一樣去做，這樣才能夠防止袁世凱在帝制復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於復辟帝制成功。”因為他的看法是有遠見的，是正確的，袁世凱是真地走上了稱帝的不歸之路，真地復辟帝制了，真的是“首造”了辛亥之後的巨大歷史混亂。從這個角度來說，孫中山又有何不對呢？
其三，從1914年到1915年，孫中山既創建了中華革命黨，又創建了中華革命軍。在那個時候，中華革命党和中華革命軍實際上是兩位一體的，目的就是一個，要用革命的武裝，去戰勝袁世凱賴以“顛覆共和、復辟帝制“的北洋軍隊。我在這裏問大家一個很普通的問題，為什麼所有國家的軍隊都實行軍銜制？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將、中獎、上將、大將，直至元帥。為什麼？便於指揮嘛！上尉犧牲了，中尉還在，你就必須聽中尉的；如果中尉命令你沖上去，你不服從命令，就能槍斃你。如果不是這樣，誰都不聽命令和指揮，誰都可以命令和指揮，戰場只能是一片混亂，注定失敗。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革命党和中華革命軍的目的，就是要和以袁世凱為首的專制復辟勢力實行武裝決戰，不聽命令和指揮行嗎？
其四，更重要的是，孫中山是對“自覺自願”參加中華革命党的同志，提出了要服從領袖的要求。他並沒有威逼非党人士必須來參加他的黨，還必須要服從這個党的領袖。如果凡是參加這個黨的人，都是一位自覺的革命者，那麼，就如同孫中山所說，也是電視劇“走向共和”裏面一段精彩的對話——“那不就是為了人民的大自由、為了黨的革命意志和目標，而犧牲了個人的部分自由嗎？”國內一位給《黃花崗雜誌》寫稿的作者說得好，“如果為了你自己的奮鬥目標，為了你自己那個黨的奮鬥目標，連這一點小小的個人自由部不能放棄，那你又何必要參加這個黨？並且又怎麼為党的信念和目標去奮鬥呢？”（注釋）
任何黨、任何團體、任何一種社會組織，都是有自己的紀律和約束的，歷史和現實，東方和西方，不都是這樣嗎？今天，在人民毫無自由的中國大陸，卻有所謂自由派，為了他們所說的“絕對自由”，連孫中山都要攻擊、甚至造謠和污蔑，但是面對著一點自由也不給他們，特別是一點自由也絕不給人民的共產黨，他們不但無話可說，還要不斷地暗送秋波，甚至一心“保共”，這又如何解釋呢？2005年，我應邀赴澳洲悉尼講演《誰是新中國》，有一次在飯桌上，居然有一位自稱是自由派的華人教授對我得意非凡地說：“你問我們自由派的宗旨是什麼？告訴你，我們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最高宗旨，就是‘絕對的自由’，就是‘奉自由為至高無上’。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違背這個無上的原則。”他简直有些眉飞色舞。我當即問他：“那我們反對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不也是屬於你所說的至高無上的自由嗎？”他馬上變了臉，嚴肅地說：“那最好還是等到胡錦濤同志這一任做完再說。”我一下就笑起來了，說：“那你們的自由還是有條件的嘛！絕不是什麼至高無上嘛！而且還是以胡錦濤的權力和利益為至高無上的嘛！”他臉紅了，無語了……。朋友們，今天，正是這些自由派們在惡劣罵“孫中山專制”啊！事情是不是再明白不過了？
所以，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100年前，就今天的完整民主理念和徹底民主理念原則來說，當年孫中山先生的這種做法，显然是有错误有欠缺。但是一旦回到當年的時空，想到當時的特殊環境，孫中山先生也是無可奈何呀！所以在電視歷史劇《走向共和》裏面，當宋慶齡問他，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孫中山先生曾無奈地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也是權宜之計呀！”確實，如果在建立中華革命黨的時候，他就告訴他的黨員們，“我這只是一個條文，你們實際上可以不接受我的命令，不聽我的指揮”，倘若如此，他還要建這個黨幹什麼呢？還有什麼用呢？所以，雖然從民主的原則和方式上來說，他也有錯，但他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把辛亥革命進行到底，是要推翻眼看著就要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反动集團，是要保護共和的中華民國，不能允許袁世凱將“民國”重新復辟成為“帝國”！他要保護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與法統，不能允許這個國統與法統再退回專制。何況就當時而言，他的行為方式究竟錯了沒有，錯了多少，還大大地值得我們好好地研究，尤其是在今天，當我們正處在反對中共專制復辟統治的萬般艱難之中時。
如我剛才所說，從1903年到1906年，孫中山做的所有事情，除卻這兩件大事以外，若要“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對復辟帝制、發動護國運動”。這個護國運動，從輿論到戰爭本身，沒有一樣離開過孫中山的先見之明，也沒有一樣離得開孫中山的親自發動和領導。即便是蔡鍔大夢已覺，終於在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揭櫫反袁復辟的大旗，那也是在孫中山多年領導護國運動和護國戰爭的影響和鼓勵之下，才幡然而起的。何況孫中山領導的護國運動又獲得了反袁復辟的重大勝利呢？中華民國因此而未被顛覆，第一共和因此而得以維繫，所以，孫中山在大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的顛覆期，當然也是沒有背離辛亥革命了！
（待續）
（聽打：彭楚藩 劉複基 楊宏勝 史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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