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中國互聯網步入恐怖時代(如何利用互聯網突破資訊封鎖（之二）)

【新唐人2011年7月5日訊】恐懼使網絡擁有者自律，使使用者沉默。

（新唐人記者林秀宜、潘在殊報導）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禮暨研討會，於三月二十七日在香港舉行。本屆金堯如新聞自由獎共評出 印刷組和電子傳媒組兩項大獎，分別由報導四川地震週年系列和有關大陸網絡力量的題材奪得。金堯如新聞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程翔表示，今年共有70多個作品參賽，水平高，競爭激烈，並首次有大陸媒體參賽。顯示此獎已逐漸獲得新聞界的認同。

頒獎會後舉行了研討會，主題是 「如何利用互聯網突破資訊封鎖」，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邱林川、前《南方都市報》時事評論員長平和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莫乃光發表了演講。與會者也紛紛提問參與討論。下面是新唐人獨家錄製的研討會實況錄像。

【演講者簡介】長平（本名張平）任職《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時就曾因「張君案」和「石家莊大爆炸案」等報道被開除。其後（2003-2004年）到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做訪問學者，回國後回到南方報業。2008 年任《南都周刊》副總編。 其文章多發表於《南方都市報》、《南都週刊》、《新京報》、《南方週末》、《現代快報》、《新快報》等。因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系列文章後引發輿論軒然大波，被報社撤職並調離采編一線到行政部門的《南方都市報》傳播中心任研究員。2010年南方報業集團在中宣部壓力下禁止旗下媒體刊登他的文章。2011年1月27日被南方報業集團解聘。

長平：中國互聯網步入恐怖時代

剛才邱先生講到，是人還是技術的Debate（辯論），我也想接著這個。首先想指出一個事實，就是我們在這裡討論怎樣突破資訊封鎖，實現資訊自由。我想指出的事實是，其實現資訊自由不只是技術決定的，很大程度上，現在不是一個資訊自由不自由的問題，現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資訊恐怖時代。

這段時間的「推特」，如果大家觀察，會發現人越來越少。我今天早上還看到有人在那裡說：哎呀，太沒有意思了，連「五毛黨」都越來越少了。因為用「推特」的人本身就很少，因為「翻牆」等等原因。但是還有一個原因，其實是因為恐懼。在「茉莉花革命」之前，還是有一些想要得到自由資訊的人會克服困難，翻牆去到「推特」。這段時間以來，當然第一個是技術上遇上困難，「翻牆」就更加麻煩了。但這是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很多人也可以「翻牆」，甚至就在「牆」外，但是他也不願意去說話了。「茉莉花革命」之後，「推特」上出現了很多所謂的「五毛黨」，其實，一方面他們起著所謂引導輿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應該起著蒐集情報的作用，然後發言的人就越來越少了。

這讓我想起中國古時候就是「道路以目」的故事。周厲王的時候實行恐怖統治，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技術手段，大家可以談論政治，但是他是派了很多人到那個鎬京，就是現在西安以西的他當時的首都，去偷聽老百姓的談話，然後告上去。如果發現在議論國家大事，尤其是罵周厲王的，那就會處以極刑。很快很多人就不敢說話了，然後所有人在路上遇到都使眼神來表示問候，或者傳達其他信息。其實那個時候嘴巴並沒有被封住的，為什麼大家不敢說話呢？是因為恐懼。「推特」的情況就讓我想起這個典故。在那個地方其實是可以說話的，但是人們少說話，或是不說話了，這是這幾天的情況。當然我仍然認為技術還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們在意識到這個資訊恐怖的前提下，回頭仍然可以來討論「怎麼利用互聯網突破資訊封鎖」這樣一個事實。

在很多年前，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中國的傳統媒體，我在報社工作，經常會接到這樣的通知：不要使用互聯網的信息，因為那個信息很多是謠言。報社經常會接到這樣的通知。然後大概從五、六年前開始，基本上不會接到這樣的通知了。反而是互聯網公司會接到這樣的通知，不要轉載某某報紙的報導或者評論。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為什麼呢？當然最簡單的理解，就是那之前對互聯網的管理，還是比較粗疏的，不知道怎麼管理，心裡沒有數，所以首先給傳統媒體打招呼，互聯網都是謠言，不要使用，或謹慎使用。後來沒有必要了，沒有必要打這個招呼了，因為互聯網已經他管得很好了，管得心中有數了。反過來，發現比傳統媒體可能管得還好，所以會打招呼，不要轉載傳統媒體的某篇文章，或者某個報導。所以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對互聯網的管理，這些年來其實是站在他管理的角度說，可以說是非常進步、非常有效率的，甚至非常精細。

這個管理一方面是這個國家徵用了、或者收買了一些技術。這個都有一些事實，包括西方的一些商業公司都為「防火牆服務」。第二個方面是徵用了大量的人力。公開培訓這個網絡閱評員，我們叫「五毛黨」，就是發一個帖，可以得到五毛或者多少錢的費用。很多宣傳部門，大家都在網站上也看到，實際上是不遮掩地把培訓「網絡閱評員」，作為一個成績來宣講的。這兩點因素都是大家隨時可以看的到的。

還有一點其實是商業的因素。商業公司在中國媒體，或是在中國言論發展的歷史上，這一、二十年的歷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思的。最開始是九二年，在我看來是九二年「南巡講話」之後，媒體才和其它社會領域一樣，被推向了市場，大量的媒體成為市場化的媒體。這個時候所有的媒體，都是熱烈擁抱市場化，擁抱這個資本家的。因為它會成為反抗過去的假、大、空的「新華體」的一個有利的武器。為什麼成為武器呢？因為市場化在那個時候成了新的政治正確，因為成了中央的一個綱領和一些政策。

然後也是在九十年代，產生了互聯網公司。互聯網公司的產生也一樣起著利用著市場化，市場的原則，自由交易的這種原則，反抗言論管制的作用。可以說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直到現在。但是人們沒有意識到它的那一面，就是它的商業化的那面。互聯網公司從一開始就是徹頭徹尾的商業公司，我用徹頭徹尾的這個詞，是相對於傳統媒體來說。傳統媒體事實上，用英國有一位學者的論述，傳統媒體到底是什麼在起作用，尤其對對新聞自由在起作用。其中有商業的因素，還有媒體人的職業自律，或者說職業理想，或是專業主義的追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然還有行業形成的一些共識，行業自律等等。但在互聯網公司，可以說這一塊就是媒體人的職業理想，或者說職業追求這一塊，實際上它起的作用是遠遠小於傳統媒體的。不管是公司的運營，還是它內容的架構，還是這些從業者的職業心態，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商業化的。所以在媒體倫理，包括官方說的「造謠」，就是信息不準確等等這方面，互聯網公司的確是、可以說是值得檢討的地方更多。

但這還不是重點，重點是為了商業利益，其實網絡公司多多少少都是在配合官方的檢查，或者說在自己設置機制，進行自我檢查，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夠生存。舉一個例子，「推特」問世之後，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所謂的「山寨大國」，這些東西這些產品國內都會有。國外有「推特」，我們有「飯否」在當時；國外有Facebook，我們就有「校類網」。當時在「飯否」的時候其實跟「推特」是大體相同的，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人們稱道的新媒體精神，對傳統媒體的菁英化、控制模式的一些反動。因為傳統媒體都是通過收集信息、然後編輯信息，經過製作，然後再印刷或者是傳播的。而博客到「微博」、「推特」以來，新媒體它有一些這個反權威、反中心、去中心化、反菁英，這樣一些精神出現。當時「飯否」基本上沒有改造這些，當時「飯否」非常火爆，但是「飯否」在八九年「六四」二十三年之前被關了。

後來出現到新浪、微博為主的一些商業公司做的這個微博，當然「飯否」也是商業公司，我是談它們的區別。現在這些微博都生存下來，而且非常的火爆，尤其是新浪微博從商業化做得非常成功。大家知道在零九年之前，新浪從商業上都在中國內地幾大門戶網站中，被認為是最不看好的模式，因為像網易有遊戲，騰訊有QQ，它們都有別的掙錢渠道，新浪主要是新聞，新聞又是被嚴密管控的，所以它的股票在那斯達克上一直是不好的。但是在去年突然大漲，它的股票是翻了三倍。我都有朋友買一支新浪股票，什麼都不幹，就掙了一百萬的。所以這對商業公司來說太重要了，對新浪來說太重要了，就是它從一個最不看好公司，突然變成一個最有前景的公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了「微博」。那這塊對它就如此之重要，或者從一開始它們就非常重視，它不會讓它消失，不會讓它成為第二個「飯否」的，一定不會，或者從一開始它就沒有準備讓它成為「飯否」。

那它的一開始組織模式，其實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說，我們說如果新媒體的一個精神是個體化、平等化、去中心化。新浪微博其實一開始就是組織、策劃、分等級。它的用戶有些是加V的，V就是VIP，大部份是不加V的。對加V的它會重點經營，有專門的客服、客服經理、客服代表，給你打電話溝通。它有組織化。它專門比如說會聘請明星，原來的「博客」時代，它甚至會花錢請明星來參與，尤其是港台明星。會對他們的身分和議題進行推廣，讓他們得到更多的關注，得到更多的粉絲。它同時通過這樣的策略，讓粉絲（Followers）成為一種競爭態勢。在「推特」更多的，或者是在Facebook關注者，或者 followers，更多的還是朋友圈，起這樣一個作用去聯繫。

新浪的尤其是明星的粉絲，絕大部份跟他們的個人生活，或者跟他們的直接信息交流是沒有關係的，大部份他們是不認識的，有些甚至被稱為「僵屍粉絲」，就是是不存在的。但是大家喜歡的是這個數字，我有兩百萬粉絲。另外一個明星一看，我才一百五十萬，我加緊努力，或者是我想辦法跟新浪怎麼樣。當然新浪其實也是按這些明星的在娛樂圈的地位，來設置他的推廣程度和粉絲數量的多少，這就是一個消費主義的邏輯，它把它置於商業競爭的這個態勢。當然，另一方面它也像傳統媒體一樣會策劃，策劃話題，就是設置議題，甚至設置議程，如果暫時沒有特別熱烈的話題，它可能會設置一些。當然也有些人可能跟公司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實際上是在這種模式下誕生的。有些商業公司，一些小的商業公司，也會利用它來就是編造一些新聞。比如說有一天晚上突然傳出一個消息，說是「張國榮復活了」，張國榮並沒有從那個文華酒樓跳下去，那是一個假的，他正在從英國回來，馬上要到香港，機場擠滿了記者。這樣一條消息那就會有無數的人去跟踪。還有一天金庸去世了，金庸先生去世了，也有很多人去討論，這些都是故意編造的假新聞。這個在「推特」或是在Facebook就一般來說很難出現，就是故意編造假新聞來使自己的追隨著（followers）增加。

設置議題。那這樣的一個作用呢，可以肯定的說，它使當局有相當程度的放心，因為你體現了你控制言論的一種能力，你可以設置議題，你可以管理這個言論空間，它還有一些很細的，很細的一些管理。比如說我舉我的這個例子，在去年一月份，就年前，我被要求離開南方報社之後，到互聯網，尤其是在微博上，在三、四天內，特別是當天下午開始知道消息，下午開始，結果很多人聲援，甚至發起了所謂的「新五毛黨運動」，就是為了諷刺那個五毛黨，有人號召每個人捐給我五毛錢，這個我收到了八千多元，每個人五毛，就有一萬多這個黨員很多的，比香港很多黨都大，這個讓我很害怕。而且只是在大概三天時間左右，後來就被封了。就是我的這個話題被封了。我的名字在微博上，你現在去搜索都是「根據相關法律偵測你的搜索結果不予顯現」，同時把我的那個「微博」給屏蔽了，我也是他們加V的一個帳號。所以我就接到了他們的電話，他們就說，「上面」要求我們刪掉你的「微博」，但是我們很重視你，我們想辦法保留，但是我們必須把你封了。「封了」的意思就是，當時的意思就是說，別人看不到我發言了，看不到我新的消息，但是如果他不給我打電話，我會認為他還是正常的，其實很多人沒有接到電話，你發一條消息，其實沒有任何人看到，但你看的到，你以為是已經發出去了，這是它一種管理辦法。

但是他們告訴了我，又過了兩天可能壓力更大了，他們把我的全部消息封鎖了，就是在最開始可以看到過去的消息看不到新的，新的發言，那現在呢，但搜索也搜索不到，但是如果你本身知道我在哪裡，知道我的名字，我是還在，你點開看我的帳號還在，我這邊也會顯示我發了多少條消息，但這邊一片空白，就是好像是什麼都沒有了，說這是我的情況。那另外的一些人的情況，當然我沒有做全面的研究，只是我自己的經驗，那我知道的信息有這幾種情況。

那第二種情況是有些人就被封啦，比如說有位律師叫浦志強，也是做過一些呼籲人權等等比較活躍的，所以應該是它們的V，VIP。但是在我這個事情發生之後，他比較激烈的在推特上發言，痛罵這個傳說中的，要我離職的中宣部的某位副部長，他點名道姓地罵。於是他可能就不得不被刪掉，他的帳號被刪掉了。被刪掉了之後，他馬上就復活。在新浪微博上有個詞叫「復活」，就是你再換一個名字，稍微不同的名字，但讓人還是看得出是你，比如說有一位叫蕭翰的，現在是二十多世還是三十多世，蕭翰就是三十六世，就像那個轉世復活，他會說我是轉世的，我是前一個，我就是浦志強，他現在名字叫「小小律師浦志強」，他前一個叫「二律師浦志強」，我不知道最開始是不是叫「律師浦志強」。好，他復活了，他復活了也就存在了，他可以繼續發言，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是一些純粹的無名氏、小人物，比如說跟我這個有關的，有一個所謂我的粉絲，建一個微博叫「長平官方粉絲團」，這個跟我沒有任何關係。它一直在發言，在建了剛不久，所以他的追隨者（followers）其實也不多，大概一千多人，他大概是一個積極的發言的人，就我這個時間，馬上他的帳號被刪了。被刪了他也學浦志強馬上復活，建了一個微博叫，一個帳號叫「長平民間粉絲團」，而且宣稱我就是我的前身，是官方粉絲團，帳號馬上被刪了，他準備又建，根本就又被刪。好，至少有這三種情況，就是允許存在的，一種是刪了允許復活的，一種是根本不允許你存在的，因為你太少人了，你給它帶來的利益和帶來的麻煩完全不成正比，你就不存在。

這種管理呢，我可以肯定的說這種管理技術，不是中宣部給他們的，非常精細，而且還有非常具體的一些方面。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否定新浪微博的作用，新浪微博在很多話題上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的確是為很多底層的民眾，提供了更多的言論空間。我只是想講，大家也應該看到這個方面，看到商業性的方面，看到商業和權力將結合的時候的這個配合的，和主動利用這些技術進行言論管控的一方面。

所以呢，我覺得互聯網的突破封鎖的針對這個的一個前提，應該鼓勵更多的、多元化的情況出現。更多的一些小的互聯網網站，當然對這塊官方是非常謹慎的。一個社會本來就是多元的，如果他不強加控制那自然會出現很多很多的網站，出現很多很多的技術，他對這個是嚴加管控的，但是如果是有更多的一些，或者商業壓力本身不那麼大的，沒有在那個那斯達克上市的，甚至就是一些這個公民團體，一些NGO做的這些網站，我相信這塊會好很多，我的發言是不是占的時間太多了，我就先說這些。

（新唐人首發 轉自請註明出處）

【金堯如及新聞自由獎簡介】

金堯如，1923年出生，浙江紹興人。原香港親中共《文匯報》總編輯。1989年，因不滿中共鎮壓學生運動，金堯如等人主導在《文匯報》的社論印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其後還宣告退出共產黨，與中共決裂。移居美國後，仍經常發表文章，呼籲中共當局推行政治改革，直至2004年初去逝。

2009年05月20日金堯如紀念基金成立，並同時設立“金堯如新聞自由獎”，旨在秉承金堯如的精神，推崇愛國民主思想的精神，共同維護香港新聞自由。每年撥款1萬元，以獎勵在維護香港新聞自由作出貢獻的新聞從業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