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治霾為何難成功？中共令百姓憤怒（下）

12月19日到21日，中國華北地區24個城市發布極端陰霾「紅色警報」，人們出門紛紛帶上口罩（大紀元資料室)

【新唐人亞太台 2016 年 12 月 28 日訊】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由於對污染企業的管理嚴格，治理費用高，污染受害者沒有抗議發聲權力的地方，自然就成了高污染企業轉移的最佳地點」「世界上沒有比中共統治的中國更合適的地方了。」

上文接：陰霾籠罩5億人 中共作為令百姓憤怒（上）
 

「大話狠話」很多 無切實可行的治霾方案

外界關注，大陸各省「一把手」都說過治霾「狠話」，但至今，從政府到專家到各頂級科研院所仍無切實可行的治霾方案，而為了應付檢查，各方不是蒙就是騙。

2013年12月18日，山東省長郭樹清表示：「山東在全國治霾鬥爭中居最前線，任務最艱巨」，但即便如此，也要早日實現「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山東藍天夢想」，並立下「2015年底污染物要比2010年減少20%」的目標。

2015年11月30日，山東省7市達嚴重污染，其中德州的AQI達500，10日後德州市長被環保部約談。

2014年12月7日，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表示：「必須做好非煤產業發展這篇大文章，全力破解『一煤獨大』的困局。」談到「綠色發展」時，他說：「要以霧霾治理為重點！」2015年5月7日，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說：「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壞！」，為此，要「加大考核力度，關中地區都要確定230天以上的目標」。

2015年7月27日，湖北省長王國生說「要以大氣污染防治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倒逼經濟轉型升級」，「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要全力打好大氣污染防治的攻堅戰」。

國際環保組織發布的《2015年上半年度中國358座城市PM2.5濃度排名》中，湖北省居於前十。2016年12月12日，武漢中心氣象台發布霾橙色預警信號，湖北省6城市AQI值超過300，達到「嚴重污染」水平。

2015年3月18日，上海市長楊雄說，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強的恆心、更硬的措施，打好環境保護攻堅戰和持久戰」，12月1日，楊雄稱治霾目標是「到2017年，PM2.5年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20%左右」。

2016年11月16日華北地區陰霾嚴重，上海部分地區能見度只有100米，通往浦東機場的高速公路，早上發生多宗車禍，至少3死9傷。

時事評論員江楓列舉北京市長王安順，不但準備豪灑7000多億人民幣治理陰霾，更立下軍令狀，誓言「2017年治不好北京陰霾提頭來見」，結果錢是灑了，官也辭了，人頭不必落地，但陰霾依舊在。

至於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更是隨處可見。空氣監測站附近車輛限行者有之，灑水降塵者有之，以棉紗堵塞採樣過濾器者有之，更甚者直接修改檢測結果，也算是真正做到了「源頭堵漏」。

江楓表示，專家們的治霾方略也可謂五花八門、驚世駭俗。譬如把北京周邊的山炸開，放內蒙古的風進京吹散陰霾，或者把北方居民遷移到水源充足的南方，減少北方的工業活動，再有就是不要出門、不騎自行車、上下班時遠離馬路等等，真個叫做語不驚人死不休！

地方政府騙取、擠占、挪用資金

中共財政部揭露了最近的一項審查結果，點名批評地方政府騙取、擠占、挪用大氣污染治理的專項資金。這部分獲得專項資金的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北的9個省市，涉及問題資金數以億計。

文化觀察家傅桓認爲，這從財政的角度揭示了治霾不能寸進的原因是腐敗。按照行政的運作慣性，一切資金都會被吞噬，化作政府部門的潤滑劑，但是對真正的陰霾治理會少有幫助。

傅桓說：「霧霾先是被製造出來，而後成為政府出政績、爭財政的一大藉口。這樣的情況下，霧霾的成因源自哪裡，也是被一再忽略。因為如果擺明是工業排放污染造成的，絕非燒秸稈形成，那麼這種公然拿財政補貼的行為就近似於騙了，實際上也確實存在騙取。」

「治霾整個是一筆糊塗帳，財政部點明批評，更像是為節支製造理由，而不是真的要督查錢用到刀刃上。實際上誰都知道，尤其是官場裡的人明白，這個霾是治不好的，因為要保GDP，要保經濟保增長，污染排放不可避免，治霾缺乏行政決心。」

陰霾是「氣象災害」？

對中國人來說，更不幸的消息是陰霾被北京市政府定性成「氣象災害」。

12月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發布的《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草案修改二稿）》第二款，明確將陰霾列為氣象災害。

部分環境法專家提出了質疑：人類活動排放大量污染物是造成霾的根本內因，霾的本質是污染，與自然災害有著根本區別；人類不排放致霾污染物，就不會有霾的現象出現；如果把「霾」作為氣象災害，就會排除人為污染的情形，造成任何人排污無需擔責或「依法脫責」。

《金融時報》報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龔刃韌認為，因為在防止空氣污染方面，政府承擔著監督和管理的首要職責。氣象災害是自然災害的主要類型，一旦把空氣污染的「霾」作為氣象災害即自然災害，不僅會使污染氣體排放者減免責任，而且作為監管者的政府也可以「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減免或推卸責任。

無論是根據國內法規還是根據世界氣象組織文件的定義，霾都不屬於氣象災害。

不過，將霾列為氣象災害並不是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首創」。據《京華時報》報導，目前上海、天津、河北、浙江、山東、遼寧等20餘個省份的氣象災害防禦法規都將霾列為氣象災害。

2014年11月北京舉行的APEC會議和2015年9月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活動期間，京津冀地區暫時關停了高排放、高污染企業，使空氣質量比平時大為改觀，北京市見到了藍天白雲，市民稱為「APEC藍」和「閱兵藍」。這也證明，霾的產生與人類活動緊密相關。

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表示，對待霧霾的態度，短短17年間，從「絕不讓污染的大氣進入新世紀」，再到如今將霧霾定性為「氣象災害」，足證中共政治從「口頭責任政治」變成「無責任政治」。

國人的憤怒：爲什麽要重蹈覆轍？

半個世紀前的英國，因霧霾影響，不少人患呼吸系統疾病而死亡。前車之鑑，後事之師。

網民閒言毛刊文說，儘管官方一直講，資本主義國家是先污染後治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會避免的，但實際上，歷史的教訓依然在重複。

中國問題專家，美國華府時政評論員橫河指出，中共發展經濟的早期，有很多人就提出了要邊發展邊治理，不要重蹈西方先污染後治理的覆轍。但中共的實際策略卻是先發展後治理或只發展不治理，導致了今天無法收拾的局面。

閒言毛質問：「所有的工業企業，包括重工業、化學工業等製造廠家，可都是環保部門專門監管的，而且都是有著合格證的企業。北方的燒煤供暖，所有的熱電廠供熱公司，都是官方所有官方經營，廢氣咋就不能處理後再排放呢？」

「都是『合格』的情況下，竟然出現如此嚴重的霧霾，咋能不說說其中的人為責任呢？」

「全家都不同程度的開始咳嗽，這不由得我憤怒異常。」閒言毛說。「霧霾惡果，為啥要我承擔？」

政策性污染 「低人權」換經濟發展

中國從1978年到2008年連續30年，平均GDP增長將近10個百分點，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日本，2010年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數十年來，為了增加GDP數據，中共發展經濟，重工業、化工業、製造業、房地產業等等，不計成本代價的上馬，造成環境透支。

時政評論員橫河表示：「中國的環境污染是政策性的。」

「中國的霾，作為海陸空全方位污染的表現之一，其根本的來源是中共的合法性缺失。文革結束以後，中共試圖以經濟發展作為統治合法性的替代品，引進外資成為發展的主要措施，經過20年的發展，終於在本世紀初加入WTO之後發展成為世界加工廠。」

橫河表示，由於對污染企業的管理嚴格，治理費用高，利潤空間減少，資本有向環境治理管理鬆散地區轉移的本能。沒有嚴格管理、污染受害者沒有抗議發聲權力的地方自然就成了高污染企業轉移的最佳地點。「世界上沒有比中共統治的中國更合適的地方了。」

橫河說：「環境污染，不僅僅是治理不力，而是有意設計的結果，歡迎污染企業到中國落戶，打擊一切反對污染的活動，使中國成為全球污染企業避難所。由於低成本（不處理污染源）、低工資吸引來的低端污染企業創造的價值保持了20年的兩位數GDP增長，保住了中共的政權。」

長期致力於環境污染研究的知名作家鄭義表示，「所謂中國經濟起飛，就是利用了低人權的優勢。中共自願接受污染企業。可以給工人極低的工資和勞動保護，成本就特別低。」

體制內治霾不會成功

「不懲治腐敗要亡黨亡國，不消除環境污染，不保護好生態環境，也要亡黨亡國。」被譽為中國「環保之父」、曾擔任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的曲格平在北京家中對大陸媒體說。「治理霧霾恰恰是對於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機遇。」

曲格平表示，形勢實際上是非常嚴峻，十分嚴峻，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面臨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不光是大氣污染，還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學品污染等等，存在的大問題很多，老百姓最起碼、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都受到威脅。

工業化國家的霾，即使在最嚴重的時期，也僅僅集中在主要工業大城市，如英國的倫敦、美國的洛杉磯等，從未發展到今天中國大陸這樣涵蓋三分之一國土和人口。

橫河介紹，美國的環境治理始於60年代民間的推動，民間推動立法，依靠民間的壓力，而民間壓力則是由新聞、出版、集會、抗議自由實現的，國會立法和政府執法則保證了治理環境污染可以通過嚴格執法實現。

「法治，尤其是嚴厲的執行，是對付霧霾的根本『良方』。」曲格平說。「改革既得利益集團是治理霧霾的一大關鍵。但是實在是太難了。」「只要牽扯到自身利益，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各級政府眼裡只有GDP，它們和企業都不願損失自身能得到的最大化利益。」

近期，中共國務院印發了《「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外界評論，儘管習近平上臺後想改變這一切，不斷強調生態理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但在體制內的改革，永遠不會成功，治理陰霾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轉載自《大紀元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