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20週年報告：血腥的活摘器官

法輪功學員在香港的大遊行中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明慧網）

【新唐人亞太台 2019 年 07 月 28 日訊】在明慧網20週年之際，明慧網發表了《明慧二十週年報告》系列，這些報告是根據明慧網所收集、發表的資料整理而成。

該報告將分集轉載。本章重點介紹大量在北京被非法關押的不報姓名和地址的法輪功學員的遭遇，以及中共軍隊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罪惡的內幕。

接上文：明慧20週年報告：迫害致死致殘致精神失常

第七章 血腥的活摘器官前言

前言
1. 失蹤的法輪功學員
1）不報姓名地址
2）疏散到外地
3）失蹤案例
4）冰山一角
2. 軍隊掌控「集中營」，活摘重要推手
1）集中營
2）軍隊、武警醫院和沿海醫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推手
3. 強制抽血、驗血
1）警察在勞教所、看守所、洗腦班內對法輪功學員強制抽血的例子
2）警察在監獄對法輪功學員強制抽血的例子
3）警察公開地闖入法輪功學員家中強制抽血的例子
4）給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普遍驗血，出於甚麼目的？
4. 器官移植市場到底有多火爆
5. 免疫抑制劑的規模
6. 江澤民推動下的政府犯罪行為
結語

前言

活摘器官之事是在2006年3月初曝光出來的，前後有三位知情人。一人是來自日本的中國記者皮特（化名），一人是其前夫曾參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手術的安妮（化名），皮特和安妮曾於2006年4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的一次集會上公開露面。被指控的醫院是位於瀋陽市蘇家屯的遼寧省血栓病中西醫結合醫療中心。[1]還有一人是瀋陽軍區的匿名老軍醫，指證蘇家屯醫院僅是中國36個類似集中營的一部分。[2]

活摘器官的指控，讓人們把眼光投向了中國自2000年以來器官移植市場的爆炸式增長。相比國外要等2～3年，中國一些醫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短到不可思議的1～2周[3][4][5]。中國器官移植的火爆程度最典型的指標就是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遍布全國的各種器官移植中心。

2007年中國的器官移植醫院最多的時候高達1,000多家。[6]器官移植成為了暴利行業，中國也成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遊的中心。在2010年以前，中國並沒有器官捐獻系統，現在就算有了也只是象徵性的。一座座大樓拔地而起，參與人員是名利雙收。

這1,000多家移植機構是什麼概念？就算平均下來每個醫院一個禮拜做一例手術，一年就算只做52例，1,000家醫院合起來那也是遠遠超過中共所聲稱的每年1萬多例的移植規模。

例如，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上海長征醫院）網站上顯示的該院「肝移植例數」，在2006年活摘器官在海外曝光之前的爆炸式增長（下圖）。[7

和軍方關係密切的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於2006年1月3～4日召開年終總結大會，會上說該中心器官移植「取得了輝煌的成績」：2005年全年共完成原位肝臟移植647例，再創歷史新高；2005年腎移植例數突破400例，共完成腎移植436例。[8]

那麼，這麼多器官何來？中國器官移植熱的興起與迫害法輪功幾乎同步，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極大憂慮。這種時間上的巧合，隨著活摘器官的指證，曝光出了這背後的驚天陰謀，更是揭露出了「這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罪惡」。

明慧網曾發表過一篇人權報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場的蘑菇雲」，[9]從死刑犯的人數、匹配模式、能供應的器官等多方面論證了死刑犯提供的器官不可能支撐起中國突然崛起的龐大的器官移植市場。

中國器官移植市場規模的爆發，背後需要一個龐大的器官供體庫，而這個供體庫的存在，就一定有一個龐大的失蹤人群。明慧網從迫害一開始就致力於收集來自大陸的第一手材料，梳理這些材料。我們的確能發現有這麼一個龐大的失蹤人群。

1. 失蹤的法輪功學員

1999年7月20日，中共和江澤民團夥利用整部國家機器正式向法輪功動手，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的反應就是到北京上訪，希望向中央陳情，停止鎮壓。

據中共內部消息，法輪功進京上訪以2000年初到2001年底最多，北京公安局根據新增的饅頭消耗量，估算當時到北京上訪的法輪功群眾在高峰期每天超過100萬人。[10]據明慧網報導，北京公安內部消息稱，到2001年4月為止，到北京上訪被抓捕的、有登記記錄的法輪功學員達83萬人次（不包括許多不報姓名和未作登記的）[11]。那麼，不報姓名地址的有多少呢？

1）不報姓名地址 以保護他人、抵制迫害

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中共對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採取了非常惡劣的株連政策：讓家人下崗，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就是把學員周圍的一切環境都動員起來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中。

單位裡本來對法輪功學員有同情心的同事，因為獎金被扣，也被煽動起對學員的怨氣#對法輪功的不滿。地方政府部門為了保住官職，從消極狀態變為不顧一切地阻撓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訪辦門口去截訪，「駐京辦」變成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當地法輪功學員的派出所。

於是，從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從當時明慧網上的法輪功學員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報姓名地址」成為了法輪功學員抵制株連迫害的一種廣泛的做法。

明慧網2001年的一篇交流文章反映了當時法輪功學員的心態。2001年1月19日，該學員到天安門廣場打「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走了大約10米被撲上來的警察、便衣和被警察收買的、在旗桿下照像的個體營業者，奪下橫幅，強行推進警車，帶到了廣場東側的天安門地區公安分局。

作者在文章中談到，「我被帶到走廊最盡頭的一個房間，屋裡包括我共有3個大法弟子，對門是廁所。由於我早就聽說他們對不報姓名、家庭住址的學員，根據口音分組，然後照像、錄像，讓各個地區來認人。所以來到這裡我沒有說家鄉話，而是把廣東、北京、山東等口音和在一起，混合著說，搞的警察也弄不清我是哪裡口音。

「在警察交接工作時，我們3人進行了簡短的交流，並共同決定不說姓名和家庭地址。我對他們說：不說姓名地址，從表面的人這看，雖然迫害可能嚴重一些，但至多押一周也就被釋放了；而如果說了姓名地址，就要被送回家庭所在地被拘留或勞教，家庭、單位等等都要受到影響。……同時他們也會閒出監號關押別的學員、閒出手來迫害別的學員。也就是說：說了姓名地址，就等於給邪惡提供了一個迫害自己和其他學員的條件。」[13]正是基於這樣的對當時局勢的理解，很多法輪功學員都採取了不報姓名和家庭住址的做法來抵制中共的迫害。

上百萬法輪功學員為法輪功上訪不報姓名

幾十萬上百萬人走向北京上訪，到天安門廣場為法輪功呼籲，人一多了，北京公安的壓力就大了，中共的對策就是把上訪人群分流，哪個省份和地區來，回哪個省份和地區去，儘快減輕北京的壓力。各地「駐京辦」的任務就是去認人領人，同時各地的公安也被派往北京去接回自己地區的人。

而法輪功學員不報姓名不報地址以抵制迫害的做法，讓中共很頭疼。把人放了，很多學員又回到天安門廣場為法輪功鳴不平。皮肉之苦甚至酷刑加身，對於有信仰的人來說，也並不是那麼有效。

女法輪功學員因為不說姓名被殘忍打死

有一則消息是一個女法輪功學員因為不說姓名被殘忍打死。2000年11月26日晚10時左右，河北省遷安市看守所押進14名法輪功學員，警察們為了讓14名法輪功學員說出姓名、住址，對他們進行了非人的折磨與殘害。

其中有一位被編號為L25的年輕女法輪功學員被行刑逼供致死。在2001年元月初的一個上午早8時，警察把L25從監室裡叫出，逼問她的姓名，她堅定地說：「你們無權審問我，我沒有犯罪，大法弟子是好人。」

警察氣急敗壞地對她動刑。用打火機燒她的鼻子，直到燒焦為止；揪著頭髮往地上、牆上撞，頭髮被大片大片地揪下來；用穿著皮鞋的腳碾壓她的腳，直到兩隻腳變成兩個血肉模糊的小肉團兒，腳趾甲也被捻掉了；用皮帶和繩子抽打臉和嘴，牙被打得全活動了，不能吃東西；眼睫毛被拔掉……當她昏過去後，警察又用涼水往她身上澆。

就這樣整整迫害了她14個小時，直到當天晚上10時，才把一個血肉模糊、渾身水淋淋的L25抬了回來。同監室的犯人連看都不敢多看她一眼，真是慘不忍睹。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這位被編號L25的法輪功女學員就死在遷安市中醫院裡。[14]

2）疏散到外地

地方政府來認人的積極性也不高，怕領回去麻煩。面對這麼多學員不報姓名不報住址，中共開始強制把人疏散出北京了，拉到外省集中關押。

明慧網2000年8月20日大陸綜合消息報導，上訪北京不報姓名的學員被轉移到天津。2000年7月19日，關押在北京各看守所的不願說姓名、地址的法輪功學員，被集體從北京押到天津，分別關到天津各看守所。長長的白色的押送車隊行進在高速公路上，為了縮短車隊的長度，押解的警察只能隨車前往，不另派車輛，這樣依然是前看不到頭，後看不到尾。[15]

還有一位學員的回憶，「為了告訴世人法輪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北京市崇文區眾多的法輪功修煉者於2000年12月29日走上了天安門廣場，隨後被非法關入前門派出所，之後不說姓名的被送走，我們被送到東城區看守所，再轉至十三處，每個人都被編了號，照了相。

「12月31日半夜，警察喊著編號把我們用手銬連起來送上依維柯（警車），每車有十二三人。當百米長的清一色依維柯行進在京沈高速公路時，幾乎看不到什麼別的車輛，也許惡人們封道了。車隊到了錦州站就停了，然後是從各地看守所派來的大客車把大法弟子們分散拉走了，我乘的車有50人，被拉到鞍山市第一看守所。

「大法弟子們集體絕食抗議非法關押，警察就用美食來誘惑，後來就灌食折磨堅定的大法弟子。絕食的大法弟子24小時戴著手銬、腳鐐。警察還把一個南方小大法弟子的辮子齊根剪下，同時花言巧語的欺騙大法弟子給親人打電話，並說為其保密，可隨後來的都是當地的公安。當北京市崇文區東花市派出所副所長於2001年1月11日去接人時，鞍山的警察說這兒可能還有你那兒的人，所長從照片上認了出來，一起領回來了。離開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時，那兒的警察說：『快回去吧，不報名、沒人認的都不能放，上面有令，死了白死，都沒人知道。』」[16]

據明慧網報導，一位法輪功學員回憶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許多不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被轉移到東北的經歷。她說，2000年12月20日以後，被送到看守所裡的學員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不報名的就被編上號。沒幾天監室裡就放不下這麼多的人，警察每天提審追問他們到底叫什麼名字，並使用電棍等刑罰，警察教唆監室裏其他犯人打他們，可他們基本上都不說。

後來警察也不怎麼問了，就說你們不說就把你們送到能讓你們說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兩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車裝的。我們監室有個十八九歲的山東女孩，編號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錯號了上了大客車又回來了，說都是往東北拉。後來警察也不瞞了，也是說都往東北送。那一段時間從北京往東北送了很多人。[17]

還有一篇報導，東北一位老年法輪功學員進京上訪，被北京警察根據該學員的東北口音強行送往遼寧。她在自述經歷的文章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況：「2000年12月28日上午9點，我和同修們又一次奔赴北京天安門廣場證實大法，被警察綁架，押上警車，送到天安門派出所。我們堅決不報姓名、地址，被推到後院胡同，那裡有許多大法弟子都是不報姓名地址，共有六七百人。聽說年末這些日子，到北京天安門證實法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是千人左右，今天還算少的。

「下午約4點，全部被押送到西城區清河看守所。集中到院子裡時已經是滿滿的。警察把年輕的學員關押進看守所的各監室，歲數大的分別被押往別的派出所。天黑下來，警察把我和另兩個學員拉進一個不知叫什麼名的派出所，進行非法審訊，警察用輪流審訊不讓閤眼的辦法折磨我。我始終堅決抵制，拒不報姓名和地址，警察沒招，只好在2000年12月30日又把我們拉回清河看守所。

「所裡給每個學員一套被褥、一套洗漱用具和一雙板鞋，每人都得交出175元錢。蒐過身押進監室後，我拿的這些強賣給我們的東西，又被牢獄頭子沒收了（據說還可拿出去賣）。我只穿著剩下的一雙板鞋。監室監號人多，擠了一宿。次日晨，近7點，學員們又被喊出來，押上警車。車開到高速公路時，我才聽說他們抓的來北京證實大法的大法弟子各地都有，多極了，北京都擱不下了，就把我們分流到各省。

「從車裡往外看，警車足有100多輛，不見頭尾，其中還有公安部的警車。長長的車隊拉的都是被非法抓捕來的我們這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修煉『真、善、忍 』的好人，行駛途中，瀋陽來的警察帶來兩台大客車，把8輛警車裡的100多大法弟子拉走，我也在其中。當晚10點多到瀋陽市，警察又把100多學員分流3處，其中我們15名學員被拉到市行政拘留所。」[18]

上面說的這位女學員是因為口音被拉到了瀋陽市，但是，中共的目的仍然是要弄清她的姓名和地址，要讓當地公安把她接走。她在自述中講，遼寧省「610」對分來的去北京上訪的學員下狠力氣，一定要弄出姓名和地址好送走，減輕壓力。市政法委直接派人去提審。每周來一次，他們用帶稜的筷子抽打她的臉，問她說不說，不說就抽，她一直也不說，給她的臉抽打成一道道血印子。

第二周，他們又來提審了，上周打得傷還未好，又用看守所自製的堅硬的硬質塑料錢卡砍臉，一茬接一茬。還穿著硬皮鞋踹她，拽著頭髮往牆上撞，還逼她半蹲，不蹲就打，打倒了再拽起來，再蹲，倒了再拽……

第三周，這些警察又來審問，問不出來就讓她蹲，她不蹲，堅決抵制，讓她坐那兒，用皮鞋踹，用手裡的筆記本抽打。怎麼問，怎麼打，她也不說。他們邊打邊問：「你到底說不說？」她斬釘截鐵地說：「打死也不說！」他們最後也累了，也罷手了。

2001年6月22日，她被非法押送到臭名昭著的馬三家教養所。她在熬過了殘酷迫害的575天後，被無條件釋放。

我們能聽到這位學員講述她的故事，是因為她幾經磨難還活著走了出來。更多的那些不報姓名地址的，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走到北京去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可再也沒有回到家，人從此失蹤了。

3）失蹤案例

明慧網上記載了很多失蹤案例。

吉林省長春法輪功學員楊秀媛，在2000年的時候，去北京上訪，一去就再也沒回來，失蹤近20年。那個時候，她的兒子還小，只知道在家等，也不知道用什麼途徑來找媽媽。2019年3月才托人在明慧網上發消息找媽媽。[19]

一位年輕人講述到他的堂哥方剛（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輪功後，就被強制失蹤。方剛（音）老家在安徽省銅陵市樅陽縣，父母都是老實的農民，不知道到哪兒去找兒子，也不敢去向政府講理，每談到兒子，就流淚。「消失」了近20年了，家人無法知道方剛（音）目前是不是還在世上。[20]

遼寧省葫蘆島市法輪功女學員趙麗旋，2003年左右去北京上訪後離奇失蹤，失蹤時32歲左右，兒子當時才1歲，十幾年過去了，親戚都說她的母親思念愛女都近乎瘋了。[21]

王素英，女，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區人。約2002年，王素英與赤峰市紅山區另外兩名女法輪功學員一起到北京和平請願，為法輪功說公道話。三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被警察綁架。另外2名學員回來了，可王素英一直未歸，至今無任何音信。[22]

2018年6月4日上午，某法輪功學員乘坐一輛電動三輪車，剛開口講真相，車主就說她姪子因法輪功的事失蹤很多年了。她告訴說，她姪子叫方廷，是煉法輪功的，自幼喪母和父親相依為命，法輪功遭中共打壓後，方廷四處奔走向世人講法輪功好，不久就失蹤了。方廷家住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沙土鎮王橋行政村，失蹤時20多歲。在他失蹤後，父親方同新到處打聽兒子的下落，杳無音信，後來整天精神恍惚，在思念兒子的痛苦中離開了人世。[23]

2016年11月9日，重慶市永川區茶店十六大隊五小隊的一位農村婦女，偶然遇到好心人給她勸「三退」，她知道她遇到當地法輪功學員了，終於透露了心中藏了16年的擔憂：失蹤16年的丈夫、煉法輪功的雷顯康是否被中共活摘了器官？

因為當地「610」和政府部門16年來始終在雷顯康家監控、蹲坑，家人時時遭到警察騷擾和威逼：他一旦回來，立即報告！家人處在矛盾之中：不回來又擔心，回來又怕被抓去，因此不敢打聽他的下落。16年來，全家沒有一天安寧日子過。現在遇到了法輪功學員，於是特請知情的好心人告知。[24]

長春法輪功學員楊秀元（音），家住自來水廠附近，曾於2000年至2001年之間的某天早上四五點進京上訪，再也沒回來過，戶口已被南嶺派出所註銷。[25]

劉雅雅，女，24歲，湖北省仙桃市鄭場鎮關廟村七組，畢業於湖北荊門市石油化工學校。2001年在深圳打工。2001年5月去北京上訪時與家人通過電話，之後就一直杳無音訊。[26]

吉林省白山市紅旗旅社職工吳世晶，當時30歲，1999年9月與同修去北京上訪，在天安門與法輪功學員走散失蹤，至今杳無音信。她丈夫在等待4年後，領著6歲的孩子於2003年再婚。[27]

河北省辛集市前營鄉苗家營村法輪功學員劉茝崇，男，40來歲，在1999年7月20日迫害開始後，幾次去北京和平請願，講法輪功真相。劉茝崇於1999年冬再次去北京為法輪功上訪，至今不見音訊，幾處監獄、勞教所等地都聲稱沒有他。劉茝崇失蹤後，急得全家及親友沒辦法，老人急得渾身病。推斷劉很可能是被中共迫害致死，並隱瞞家人處理了屍體。[28]

孫標，生於50年代，江蘇人，部隊轉業後在湖北省黃岡市自來水公司做電工，1999年9月19日去北京上訪後，至今杳無音訊。當地派出所曾去其家敲詐5,000元，說作為去北京接人的費用（沒有收據），至今也不見人，也未退款。[29]

1999年10月底，新疆地區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天安門請願時，見到來自新疆和田地區的王姓法輪功學員（男，大專畢業，當年28歲左右）。王學員10月25日辭職後從新疆和田地區乘火車去北京上訪，在河北省石家莊鐵路段遭警察非法蒐出法輪功書籍被強行關押，當晚他隻身從石家莊鐵路派出所正念走出，所帶衣物證件均被非法扣押，沿鐵路線步行至北京。10月28日，王學員去國家信訪辦依法上訪，當日被非法關押，至今生死不明。[30]

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二十里堡鎮法輪功學員付貴武，成都理工大學畢業生，自2000年初前往成都找工作後就毫無音訊。付貴武是家裡獨子，他的母親對他的人品讚不絕口。「俺那孩子可好了，心可善良了，就是平常坐車，他都幫人。誰沒有錢了，他都支給人錢花。法輪功他說特別好，他還勸俺倆煉。」

自愛子失蹤後，他父母痛苦不堪。這麼多年，每到年節，付貴武的父母都痛斷肝腸，常常大哭。付貴武母親說：「我就怕他不在這世上了，可能叫它們（中共當局）給害死了，都有給挖心挖肝的。」兩位老人痛苦了10多年，其父於2016年在思念兒子中過世，其母失去愛子，如今又失去丈夫，2年後也悲戚過世，臨死前還念念不忘心愛的兒子。[31]

遼寧錦州市法輪功學員徐強，男，1973年出生，大專文化，家住錦州市凌河區科研裡1－52號樓，當過法輪功義務輔導員。他於2000年5月末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6月2日下午3點多鐘，徐強曾從北京給錦州的朋友打來電話，讓他母親給他帶些錢。之後徐強就失蹤了，至今杳無音信。他的親人一直在痛苦中煎熬。[32]

遼寧省鞍山市法輪功學員李瑞祥2001年到北京上訪打橫幅，至今未歸，毫無音信。[33]

這裡摘錄的幾個失蹤案例，只是明慧網上記錄的一小部分。而明慧網上收集的也只是真實情況的冰山一角。

4）冰山一角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中，作者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在世界各地調查採訪了很多被中共非法關押過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許許多多不願說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最後不知去了何處。同時，這些失蹤的學員的家屬很多並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去上訪，更不知道親人被誰抓捕，被關到了哪裡。嚴酷的現實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誰去要。

目前身居海外的郭國汀律師說：「我親自辦理的上海黃雄案件就是這樣的。黃雄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宿舍失蹤，沒有任何信息，我們也查過好多地方都沒有。」

活摘器官是沒有倖存者的罪惡。明慧網上能夠收集到的失蹤案例，都是法輪功學員從大陸突破網絡封鎖發送過來的消息。如果某個失蹤的學員家裡人不是學員，或者周邊原來煉法輪功的在高壓迫害下放棄了，或者認識他的法輪功學員外出打工或者為躲避迫害而流離失所了，甚至沒有上網和翻牆條件，都會造成這個失蹤案例不會被明慧網收集到。

中國從2000年之後進入了社會大轉型，出現了幾億人規模的人口大流動，特別是在農村和內地城市，大家都往大城市和沿海跑。人們已經很難注意到什麼人是真失蹤了還是外出做工去了。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也是一個人口失蹤大國。就算報警，警察也很難對失蹤事件立案，就算立案了，大多也是不了了之。中國民政部批准的社會救助民間研究機構「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每年有大約50萬名老年人在中國失蹤，平均每天大約失蹤1,370人。[34]關於中國兒童被拐賣的權威完整數據缺乏，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每年1萬人左右，但是有第三方機構的估計則有7萬人之多。[35]

那麼，這些失蹤的學員，去了哪裡呢？2006年3月，首次被知情人曝光出來的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活摘器官案，掀開了這個蓋子的一個角。 隨後，「集中營」這個詞開始在媒體上出現，用來描述那些用於非法關押大量法輪功學員的地方。

據一位在中國大陸檢察院工作的人士透露，中共的勞教所和監獄這些地方，是不會長期接受沒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為沒有辦法按照程序辦理登記手續，這些人當然會被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2. 軍隊掌控「集中營」 活摘重要推手

1）集中營

既然司法系統不能接受沒有姓名、住址的所謂「犯人」，按照中共的傳統，交由軍隊處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中共內部的知情人傳遞出來的消息也證實了這一點，「集中營」與軍事監管區有關。

在2006年3月活摘器官案被曝光以後，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一名老軍醫曾投書大紀元網站，說在全國各地類似的關押地（集中營）有幾十處，並提醒外界「注意力應該放到軍事設施上，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統是軍隊，其意思就是該類事情的管理及機構的核心是軍事系統。需要將一定的注意力關注到許多的軍事設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營。」[36]

器官來源由軍隊掌控，參與的醫院以軍方或者與軍方有聯繫的器官移植醫院為主，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軍隊機密的緣故，外界更難知道事情的全貌。

2）軍隊、武警醫院和沿海醫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推手

中共有龐大的軍隊衛生系統，包括解放軍總醫院，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軍區、軍兵種總醫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軍隊醫院發展最活躍的領域之一。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原第二軍醫大學校長張雁靈2008年12月在新華網上說：「1978年，全軍只有3所醫院能做腎臟移植。現在全軍能開展肝臟、腎臟、心臟、肺臟移植和多器官聯合移植的醫院已經有40所，占全國總數的1/4.」[37]不要小看這個四分之一，因為軍隊的這些器官移植中心都是規模很大的。

軍隊醫院器官移植的大發展，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能掌握足夠的器官來源。

《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報導：「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38]實際上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軍隊醫院，也包括武警醫院，都占盡先機。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規模很大的非軍方醫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主刀醫生與軍隊醫院關係緊密，甚至本身就是軍隊、武警醫院的醫生。

原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幾年內迅速發展，更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一躍成為亞洲最大規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該中心主任、創辦人沈中陽，於2003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在北京武警總醫院成立了「武警部隊肝移植研究所」，並擔任所長。與武警部隊的密切聯繫，是沈中陽所負責的幾個移植單位獲利於新的器官來源的重要因素。

另一個在大陸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躍、經常接受各種媒體採訪的人物，就是石炳毅，他是全軍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軍器官移植中心設立在解放軍總參謀部總醫院（也稱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解放軍第309醫院）。衛生部2008年8月啟動的「腎移植科學登記管理系統」（CSRKT，www.csrkt.org）的數據中心就是由石炳毅所在的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負責。軍隊醫院在中國大陸器官移植領域的地位可見一斑。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中，作者採訪到了一些曾到大陸做器官移植的病人。這些病人的主刀醫生很多都有軍方背景。一位病人入住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其主刀醫師譚建明同時也是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原九三醫院）的主任醫師，譚建明還在南京軍區駐上海的中心醫院（解放軍第85醫院）做手術。

書中提到的另一位病人先去了上海華山醫院（復旦大學附屬醫院），準備換肝，接待他的是醫院肝病中心副主任錢建民。等了幾天之後，還是沒有合適的器官。錢建民就建議病人轉院到上海長征醫院，說那裡更容易弄到器官。上海長征醫院就是第二軍醫大學的附屬醫院。病人轉到長征醫院的當天就找到了一個肝臟器官。

《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還訪問了一位去廣東省東莞市太平人民醫院做腎移植的病人，他的主刀醫生是高偉。太平醫院是非軍方的普通醫院，但是，主刀醫師高偉是第一軍醫大學珠江醫院腎移植科的大夫，高偉同時還在廣東省深圳武警邊防醫院兼職。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在2009年9月採訪了廣州華僑醫院一位配合做移植手術的麻醉科醫生彭雪梅。彭雪梅透露，供體器官的來路很多：「很多是南方醫院拿了腎以後還送到我們醫院來。就說會有一些門路啦，但是這不能講嘛，不能公開講嘛。」[39]南方醫院是南方醫科大學的第一附屬醫院，而南方醫科大學的前身是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2004年移交給了廣東省。

在中國大陸的國際器官旅遊熱潮中，沿海城市的大醫院得天獨厚，更容易招來病人。如何廣泛地開闢器官來源，建立與軍方或者軍方背景的醫院的關係，就是這些醫院的器官中介所極力鑽營的。

外界對於軍隊如何摘取器官和調配器官，所知不多。但是，軍隊、武警醫院在器官移植上的活躍程度，器官來源上的巨大優勢，與軍隊掌控這些集中營、控制器官來源有著密切關係。

不過，龐大的供體庫的存在，不光是軍隊醫院「近水樓台先得月」，也從整體上拉到了中國器官移植市場的爆髮式興起，以至於最多時達到1,000多家移植醫院。

3.強制抽血、驗血

除了關押失蹤人員的集中營，普通的勞教所和監獄也是潛在的供體庫。

抽血化驗是進行器官匹配的關鍵一環。在2006年活摘器官在國際上被曝光前，對法輪功學員強行抽血在全國範圍內的監獄、勞教所、看守所、洗腦班等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地方長期存在。例如，湖北省武漢女子監獄在2002年夏天給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做抽血化驗，抽血的人還說法輪功學員的血最好。[40]

明慧網的報導表明，在2006年活摘器官在國際上被曝光後，對法輪功學員強行抽血、驗血仍然在全國範圍內一直繼續著。許多曾經被非法關押在監獄、勞教所、看守所的法輪功學員出來後說，這些地方只對法輪功學員採血，不對其餘人員採血。下面是2006年以後明慧網收集的有關報導。

1）警察在勞教所、看守所、洗腦班內對法輪功學員強制抽血的例子

2007年9月上旬，山東省德州市湖濱北路派出所片警李國治帶領幾個警察，幾次闖入法輪功女學員程碧工作的地點和家裡，進行騷擾。9月14日上午，德城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張希坤帶了五六個人闖入她的工作單位，把她綁架到湖濱北路派出所。

下午，國保大隊警察劉大偉威逼程碧放棄信仰，強行綁架至德州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對程碧打罵、關禁閉、罰站吊銬；程碧拒絕蒐身和填寫登記表、照相、按手印、穿號服、強制手工勞動。9月29日上午，警察劉大偉帶領幾個警察，把程碧強行綁架到一輛警車上，送濟南第一女子勞教所，勞教1年9個月。在勞教所，程碧被強迫照相、醫院透視、抽血後，把她投進一大隊遭迫害。[41]

2010年5月14日下午1點左右，河北省遷西縣看守所獄醫鄭媛、女獄警楊繼東給被綁架來的本縣東花院鄉法輪功女學員馬銀鳳戴上手銬、腳鐐、頭上蒙上布袋子，縣國保大隊毛明偉、賈某某早已開車在看守所門外等候，他們把馬銀鳳塞進車裡，拉到遷西醫院強行體檢。毛明偉、賈某某說：「給你送到沒人煙的地方餵狼。」在整個強制驗血、做彩超、量血壓、做心電圖等過程中，馬銀鳳的手腳都被銬著，頭還蒙布袋子，加上警察連拉帶拽，她被折磨得幾次上不來氣。[42]

2011年年底，北京市「610」辦公室和幾個區縣的派出所警察，接連綁架了幾十名法輪功學員，並非法批勞教2年到2年半不等，轉到北京大興女子勞教所迫害。北京大興女子勞教所給法輪功學員在食物裡下藥、月月抽血。其中25名非北京戶籍的女學員後被轉到內蒙古圖牧吉勞教所。在圖牧吉勞教所，她們常遭電棍電擊，每月被強迫抽一大管子血，勞教所號稱為「體檢」。[43]

法輪功學員左仙鳳曾因不放棄信仰遭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前進勞教所警察的野蠻迫害。2011年4月，左仙鳳拒絕勞教所的強迫抽血，獄醫王忠良用凶狠的目光看著她，叫囂：「哼，不配合，我們有的是辦法，你不尿尿，我們就插導尿管；不讓抽血，我們這麼多人還抽不出來？我就強制了，有能耐去告我去！」這一年，法輪功學員被連續多次（4月、10月、11月）不明原因地抽血。[44]

湖北省浠水縣法輪功學員周綺，2012年8月8日被縣國保警察綁架、抄家後，警察立即將她劫持到第二看守所，進行洗腦迫害。8月22日，警察又以刑事拘留的方式，將周綺轉至第一看守所繼續迫害。一個月後仍未達目的，又於9月24日下了非法逮捕令，繼續對周綺進行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期間，周綺遭受刑訊逼供不斷，警察們輪番換人提審，將周綺四肢銬在鐵椅上不能動彈，還對她進行抽血化驗，不准家人探視。[45]

2012年5月，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東灣鄉善良老人展廷禮，因信仰法輪功，連續兩次被綁架，他的妻子同時被綁架。參與作惡的有當地政法委、公安、國安人員。不法之徒對受害人還強行地索取了指紋和頭髮，而且還對他進行了抽血。[46]

2012年8月22日上午，四川省廣漢市法輪功學員唐叔蓮被警察綁架到公安局，警察王小林帶了七八個警察到唐家非法抄了3次家。把唐叔蓮劫持到看守所關押了35天，期間還抽了唐叔蓮一針管血，勒索了2000元才放唐回家。[47]

四川省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位於成都新津縣花橋鎮蔡灣村，被外界稱為「新津洗腦班」，由四川省「610」和成都市「610」共同設立。2012年8月17日，明慧網報導了新津洗腦班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血型配對，存在「活摘器官」可能的證據。新津洗腦班將法輪功學員押到新津花橋醫院強行驗血、做心電圖。面對法輪功學員的質疑，負責檢查的其中一個女醫生竟語出驚人：「你的器官配置成功是你的榮幸。」[48]

2015年8月18日，甘肅省蘭州市劉蘭英上街發放神韻光盤時，被蘭州市臨夏路派出所警察跟蹤，後被綁架。警察按照他們的所謂「程序」對劉蘭英進行非法審訊後，將她轉給城關區國保大隊。在交接時，臨夏路派出所所長說：要給劉蘭英「打針」。劉蘭英質問所長：打什麼針？未答。國保大隊四五人強行對劉蘭英抽血，遭抵制，就將她壓倒在地，強行抽取。在這個過程中劉蘭英突然休克，4個警察就用腳踢，說是裝死，2個多小時也沒人管。後發現劉蘭英確實有問題才送她去搶救，劉蘭英經過6天的搶救無效而死亡，終年66歲。[49]

2）警察在監獄對法輪功學員強制抽血的例子

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非常頻繁的體檢，在不需要驗血的情況下，每星期或者每個月做一次體檢、抽血。雲南省昆明市晉寧縣雲磷集團公司昆明磷礦退休教師李惠萍女士，在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遭受嚴重的迫害，2010年5月她被轉到六監區繼續被迫害。在六監區，她多次被強行抽血，而且長期被強制服用破壞神經中樞的藥物，導致她大腦神經受到嚴重損傷，記憶力衰退。[50]

黑龍江省女子監獄每年對法輪功學員搞一次抽血，還有好多檢查項目，如心臟、腎臟等身體檢查。每次抽一大針管子血，後來法輪功學員們都抵制，警察和犯人們就強行抬著她們去抽血。在2006年活摘器官在海外曝光後，黑龍江省女子監獄仍然強行給法輪功學員抽血。[51]

河北省女子監獄對在獄中被關押的人員，每年要抽血檢查。例如：在2008到2009年期間，全獄關押的很多人得了肝炎小三陽、肺結核。原河北省石家莊市塑膠廠職工、法輪功學員王雲曼被抽血時，血已很難抽出來，抽出都是泡沫狀。

2012年3月16日上午，原河北省唐山市工人醫院護士、法輪功學員尚世瑩，拒絕監獄給自己採血樣、驗血型，並當眾揭穿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被警察孔瀟飛率領10來個犯人毒打，尚世瑩被打得衣服破損、全身癱軟、不能站立行走。[52]

遼寧省女子監獄八監區號稱「魔鬼監區」，人稱「監獄中的監獄」，從這裡出去的人回憶起獄中情景仍不寒而慄。2011年4月，八監區給丹東市法輪功學員盛麗霞抽血。盛麗霞不配合，警察指使幾個犯人強行給她抽血，幾個犯人一擁而上，將她按倒在地上，犯人趙金蘇坐在她的身上，另有李鳳潔等幾個犯人按住她的胳膊和腿，強行抽血。[53]

遼寧省撫順市法輪功學員杜景琴回憶她在被非法關押在遼寧女子監獄期間，也同幾百名法輪功學員一樣被抽血一次（具體時間記不清）。[54]

2012年4月，重慶市酉陽縣法輪功學員陳二啟在無任何病症的情況下被關進重慶永川監獄醫院，用腳鐐、手銬固定在死人床上，由四五個醫院犯人按住，一名永川監獄警察用電棍通電，頂住陳二啟上嘴唇，然後麻醉，強行抽血一大管。抽完血後，陳二啟處於昏迷狀態。[55]

2011年至2012年3月，重慶市女子監獄對每個法輪功學員都做了三次抽血，美其名曰是「做體檢」。明慧網2013年2月19日報導，重慶市女子監獄強迫法輪功學員體檢，一位叫張華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10年）拒絕體檢抽血，被4個包夾抬著手腳硬是拖往醫院去抽血。年近70歲的法輪功學員張志書也被強行按住抽血。[56]

2013年11月20日，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對全體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做專門「體檢」。檢查項目包括：心電圖、抽血、X光透視等。[57]

吉林省一位女法輪功學員在被非法關押在吉林省女子監獄期間經歷了三次強行抽血：2005年4月上旬、2006年8月～9月份、2008年8月中旬。[58]

各地監獄強行給法輪功學員抽血，這種反常行為的背後是什麼動機呢？

3）警察公開地闖入法輪功學員家中強制抽血的例子

不僅警察在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監獄、勞教所等地對法輪功學員強制抽血，而且全國範圍內的公安局、派出所警察還非法闖入法輪功學員家中強制驗血。

「採血」是醫院化驗室裡的一項日常工作，是有較高技術和規章要求的，不是「化驗員」或醫務人員，是不可做「採血」工作的，這是最基本的常識。而連最基本的醫學常識都沒有的警察，卻要上門強行給人「採血」。

明慧網的相關報導包括貴州省、遼寧省、湖南省、湖北省、北京市、河北省、山東省、寧夏等等省市自治區，從這些突破嚴密網絡封鎖而流向海外的報導中，我們不難看出對法輪功學員強制抽血是全國範圍的。

2014年6月8日晚10點，遼寧省錦州市太和區大薛鄉派出所警察王新（警號651538）闖到大薛鄉李相村法輪功學員韓小勇家中，威脅強抽耳血。之後於8月15日、20日，王新又兩次闖入韓小勇家，威逼韓小勇的妻子、法輪功學員劉亞嫻抽血、按手印。劉亞嫻當場拒絕，並質問：「我們沒有病，你又不是醫生，抽什麼血？是不是活摘器官哪？」王新回答說：「這是上邊下的令，有指標！」自2014年7月以來，錦州市各區及轄區各縣（市）出現大面積強迫法輪功學員抽血化驗（或唾液化驗）、採集指紋和簽字等騷擾事件，一些派出所警察非法闖入法輪功學員家裡，逼迫學員配合他們，並以抓人相威脅。[59]

2014年3月5日，江蘇省連雲港市灌雲縣「610」警察又將法輪功學員吳書元劫持到醫院，強行進行所謂體檢：抽血、測體溫、拍胸片。之後吳書元又被挾持到看守所監區非法囚禁。當吳書元問警察為什麼要給她體檢時，警察告訴她：「拒絕『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最後只能摘了器官，除非你家人拿5萬元來才能把你釋放！」[60]

2014年10月份至11月底，甘肅省政法委伙同當地公安分局國保大隊、街道辦事處、社區及相關單位對天水市麥積區陶愛霞、王婧等多位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上門騷擾，逼寫三書（「不煉功保證書」、「悔過書」、「揭批書」），強行採驗血、強按手印、滾動指紋等。[61]

2014年，山東省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大規模的「採血」、「抽血」。其實，這種「採血」、「抽血」迫害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多少年來一直存在，只不過過去大都在勞教所、監獄、洗腦班、派出所等陰暗角落裡偷偷摸摸地幹。儘管他們打著「查體」、「關心」的偽善旗號，但問為什麼只給法輪功學員採血時，就露出了馬腳。

有的警察毫不隱瞞地說：「上面有新文件，凡是進去的人都必須採血，如果不同意，就辦手續，再進去」；有的說是「走程序」；也有的說「採血樣，建立個人信息檔案」等。在遭到拒絕時，有的警察蠻橫地說：「這是規定，不行也得行。」並採用強制的手段抽血。[62]

例如，2014年9月24日下午，山東省乳山市法輪功學員鄭旭飛正在上班的時候，被校長和國保副隊長宋向軍騙到派出所，宋向軍等人把鄭旭飛銬在鐵椅子上，逼問他住哪、在哪等車等，3個警察將鄭旭飛按住並強行採血。鄭旭飛質問他們採血幹什麼？他們說是走程序。[63]

2014年3月14日，山東省萊州市女法輪功學員侯雪玲被便衣警察綁架到店子洗腦班。市「610」的程江濤用威脅的口氣對侯雪玲說：「你的不乾膠裡不是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嗎？咱們萊州就有。看你年紀輕輕的，腎源一定不錯，把你兩個腎都摘出來。再不交待，把你直接送濟南監獄，那裡換腎的更多。」

第三天上午，程江濤又來威脅侯雪玲說：「你交不交待，都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濟南監獄。」第七天早上（3月20日），侯雪玲被送到拘留所。大概是4月2日左右，拘留所裡來了一個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女的，說是防疫站的，非要抽血驗血。

那些天侯雪玲每天都拉肚子，身體消瘦很快，很虛弱，侯雪玲拒絕抽血。一老年男獄醫打開獄室門強行從侯雪玲胳膊上抽了一管血，導致侯雪玲極度發虛、發暈，躺在床上一天。侯雪玲被非法關押21天後回家了。[64]

據明慧網報導，從2014年4月以來，貴州省各地公安局、派出所及街道居委會人員，以各種藉口威逼、誘騙、強制等手段對法輪功學員及家人，甚至包括已經不煉功的人抽血，有的直接說驗DNA，尤其是在2014年4月底最為猖狂。

據公安局內部人員講，這是由省公安廳下達的命令，凡是以前煉過法輪功的人員都要採集，將採集的血建DNA數據庫。規定抽一個法輪功學員的血，獎勵50元，現在獎勵已提高到100元一個。有的地區警察找不到法輪功學員，就把法輪功學員的家人抓去抽血。

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貴州省被強制採血及干擾的法輪功學員超過136人次，例如：2014年8月一天，貴陽市威清路派出所、當地居委會人員余麗和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闖入法輪功學員佘顯惠家中，強行對佘顯惠抽血。[65]

警察強行給法輪功學員「採血」、檢驗DNA情況，不是某一地區的個別行為，而是全國範圍的惡行。

4）給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普遍驗血 出於什麼目的？

名義上說，中共有些監獄是有所謂的「定期要給犯人體檢」的制度，但是，實際上很難落到實處，而且對普通犯人的檢查項目與對待法輪功學員不同。據2004年關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報導，監獄體檢項目主要有「測血壓、聽心肺、摸肝脾、拍胸片」等，平均花費近60元。可見，對普通犯人而言，驗血並不普遍，而對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抽血是很普遍的，是摘取器官必不可少的一步。

新唐人電視台2009年7月製作的電視片《生死之間》，採訪了幾位從中國輾轉到國外的法輪功學員，提到了他們在被關押期間被抽血的經歷。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甘娜來自北京，曾經是首都機場海關官員。在2001年第三次被關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時，被進行驗血、X光照像、心電圖及眼部檢查等等。甘娜說：「當時我感覺很奇怪，勞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給我們做這種全面的體檢，我就感覺很奇怪。」

原對外經貿部國際司外事處處長張亦潔，因修煉法輪功，被前後關押7次。最後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勞教所。張亦潔說：「原來我們部裡邊每半年都要給幹部查體1次。像這種常規的肝功化驗，一般的都是那種通常的小玻璃管，量都是一樣的。在勞教所抽血的時候，我覺得量比平時要大得多，我們就說怎麼抽這麼多。」

鄒玉韻是來自廣州的法輪功學員。她曾於2000年1月被投入廣州槎頭女子勞教所，非法關押1年10個月，後又被抓捕，輾轉於廣州的5個洗腦班被反覆折磨。鄒玉韻說：「轉到最後一個洗腦班又沒有別的肯收了，就轉到天河區那個洗腦班去了，那個醫生就專門帶我到醫院去檢查，檢查很詳細，還有腦電圖，當然抽血是必然的哪。」

1999年迫害剛開始時，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到遼寧省馬三家勞教所時，都例行被送到醫院體檢，量血壓、聽心臟，每個被劫持的法輪功學員都紅光滿面，眼睛閃亮，都非常地健康，那時的體檢項目簡單，是例行體檢。

約在2000年9、10月以後，被劫持到馬三家的法輪功學員就被送到監管醫院進行全面細緻的體檢，這時的體檢項目，和以前根本不同了，而且以前剛剛體檢過的，現在要從新體檢：查（測量）血型、做心電圖、胸部檢查，血常規化驗、大管抽血、在玻璃管存放血、尿常規化驗、婦科檢查（未婚不檢）。甚至還有醫生的面談；面談時，在醫生的面前是一張薄A4紙大小的表格，每個人的名字前都有一個數字編號，醫生特別囑咐以後就不叫名字，只稱代號，讓學員記住自己的代號；一些血型特殊的學員編號前有一個三角形的標誌，當時，醫生對一些測量出來是特殊型血的法輪功學員重點關注，由男女醫生（都是經驗豐富的四十多歲的中年醫生）詳細詢問這類的學員的生活習慣，健康狀況，開始煉功時間，家族遺傳病等情況。

一次體檢後，二大隊的帶隊警察頭目代玉紅等多個警察說，「我們在這裡工作這麼多年了，都沒有見過這麼先進的儀器，也沒有這麼多項體檢，這都是上級特批為你們買的，你們都是熊貓國寶了。」[66]

《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也就驗血問題採訪了幾位被中共非法關押過的法輪功學員。這種抽血和體檢的確是一個令當事的法輪功學員本身都很困惑的現象。一方面，法輪功學員在關押期間受到各種非人的折磨和待遇，強制「轉化」，逼簽「三書」甚至「五書」（保證書、悔過書等）。因為轉化率直接同政績掛鉤，所以，酷刑就是家常便飯，有的學員就被折磨致死。

可是，中共對於法輪功學員又有一個普遍的系統性的驗血和檢查器官的舉措。很多法輪功學員提到，對他們驗血不是對所有犯人都做的例行措施，常常是專門針對法輪功學員做的。給他們抽血和體檢時，並沒有同時對其他犯人做。更可疑的，你真要被查出什麼毛病來了，又沒人管你。就是說，檢查身體只是想要挑身體好的，沒有毛病的。那時候，沒有人想到這與摘取器官有什麼關係。

當然，我們能知道的只是在勞教所、監獄驗血的情況，對於被轉移到其他地方大量非法集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是如何被驗血的，他們的處境是如何，我們目前還無從知曉。

4.　器官移植市場到底有多火爆

前面提到中國器官移植醫院最多的時候有1,000多家，每家一個禮拜做一例器官移植，一年52個，1,000家的總量就遠遠超過官方聲稱的1萬多例。可是，很多器官移植中心很繁忙。

看看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器官移植團隊有多忙：「我不在醫院，就在取腎的地方；不在取腎的地方，就在去醫院和取腎地方的路上。」「經常